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利用国际资本。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新经济的风险很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至少1999年是大失策。这么好的机会，许多政府部门都在那里很认真地卡，所谓“守土有责”。这个不能错，那个不能错，很理性，加起来则是一个整体无理性，因为结果是把起步机会丢掉了。亚洲108个网络公司上纳斯达克，好像只有一家中国内地的（亚信）。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都上去了一些。互联网完全是看潜在的发展速度，这至少是1999年投资者的目标。很多人看实体经济说是泡沫，不要管它，先把钱拿进来，有了钱就可以试了，行还是不行就知道了，实体经济可能做起来了。时间非常要紧，1999年一家都没有出去，好不容易把新浪左剥右剥，把它最主要的资源剥完放了出去，结果市场下来了。看看中国人这件事情，个别的理性，讲起来永远有道理，加总之后，整体无理性。
不管个别的道理有多少，加起来是中国人丢了机会。风险投资，他美国人愿意投，干吗不拿过来，拿过来至少短期可以增加资金，增加需求，增加投资。你看这一段新经济不怎么样，老经济倒挺好，饭店天天在开发布会，广告搞得热热闹闹，这至少可以刺激短期就业，短期有生意可以做呀。
有人说这有政治风险，有什么风险，任何资本到了这个国家之后都要服从这个国家的法律。有人说上市了就会控制不住网上的传递，难道不上市就控制住了？而且正相反，越是上市的公司越注意法制行为规范。网络这个工具是各方面都可以利用的，为了不让“坏人”用，所以“好人”也不用，算个什么道理？
我认为利用国际资本发展中国的互联网经济，明显是利大于弊。结论概括如下：
1. 可以利用美国庞大的货币资本来发展中国的互联网经济。
2. 短期聚集极大的资本实力，便于中国互联网公司加入国际竞争。
3. 融资过程中可以带来大量的前沿技术和商务信息。
4. 可以开辟引进外资的新途径。
5. 因为是股本融资，引发金融风险的危险较小。
6. 目前真正有融资能力的公司，都是中国人主导的公司；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居于首位，是货币资本追逐高质量的人力资本。
7. 可以激发我国年青一代的创业精神，增加就业机会。
8. 由于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刚刚起步，外资拥有一定份额并不表明中国的互联网市场全部出让，我国国有和集体经济部门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有后发优势，可能通过学习后来居上。
第三是要不要改革现有体制。拿国内互联网公司上市难问题来说，我们有什么整体理性？其实国务院在1996年、1997年发布过行政性法规，所有在中国注册的事业法人、企业法人，都可以从事互联网业务，并没有所有制、中国人外国人的限制，因为它本来就是开放的。不利用广泛的力量怎么才能建立起来中国的互联网，别的东西都不是理由，难道外资主导的网站想登什么就登什么？你不照样可以管它？很多东西只是猜测，法律依据在哪里？哪条法律说不准外资进入到ICD ，法律没有讲“不”就可以做，这样才有创新的环境。这件事情我一直批评，这至少是中国进入新经济的一大失误。如果1999年放五家出去，融几亿美元是可能的。在这几亿美元资金的支持下，它们做起来会对整个社会有引导作用，可以引导各种资源向这个方向走。
但是中国错失机会。因此一个所谓透明的、更加简便的管制框架非常重要。现有管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透明度，你搞不清楚什么条件可以走，于是大家就各自下工夫，你找他，他求他，找得北京饭馆的价格在全世界的中餐里第一。这便涉及了行政改革、政治改革的问题。我这里强调规制，是因为行政部门没有法制约束，审批手续过多过滥，新经济是搞不成的。新经济对时间更敏感，并且它在早期得不到资源就起不来了，我们就看不到它今后往哪里走了。
回到对新经济的理解，重要的并不是它的宏观图景，也不是它的技术特征，重要的是它的体制特征。就引进外资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真正想清楚了？如果1999年新浪上市，到底中国会损失什么？损失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一个程序把这之间的利弊清清楚楚地理出来？中国没有。如果我们考虑到让新浪上市，融来的这点钱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损失，并经过各种讨论达成了基本的一致，这也算一个结果，也算是个集体理性。但实际上是集体无理性，致使你想上市这里拱不通，那里也拱不通。我理解法制的普遍性原则里包含着法律没有说“不”的，你都可以去做。现在变成了法律没有说“不”的，你必须去问，而且一问就问出麻烦来。南方有个农民企业家办的公司—侨兴，就走出去了。我去访问过这家公司，那个老吴也不懂那么多东西，没有问，结果一下就出去了，也融来了2000万美元。部门首长的讲话不是法律，依法行政首先必须拿法律来讲话。但是我们不行，我们还是靠首长向外国记者发表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