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打破AT&T垄断的胜利果实并不可能只由MCI独享。到1986年，MCI得和几十家刚刚获得许可的新电信公司，一起争夺全美8600万个可以自由选择长途电话公司的电信用户。为了不让竞争者的价格更低廉，在联邦通信委员会命令AT&T降价之前，麦高文决定MCI降价1\/3。AT&T被肢解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原来“长途补贴市话”的政策不可能继续，MCI租用地区小贝尔的市话线路费用，因此上升到每月330美元。价格竞争激烈、营运成本上升，使得MCI重新陷入财务危机：1986年MCI亏损近5亿美元。麦高文抱病拯救MCI，大幅度削减线路建设成本和人力成本，将公司业务重点回移到公司客户，并增加科技投入显著改善通话质量，一举签下联合航空和五角大楼等大客户。1988年，MCI的账目重新获得盈余，收入51亿美元，赢利3.5亿。麦高文终于实现了他的长程目标，这就是使MCI成为一家有赢利能力的全国性长途电话公司。当麦高文1992年因心脏病发过世时，MCI已经拥有31 000名员工，105亿美元的年营业额和6.09亿的利润。1993年，MCI占有全美20%长途电话市场份额。同年，英国老牌电信公司英国电信出价43亿美元购买MCI的20%股份，MCI的市值也因此达到215亿美元。麦高文成就了MCI，MCI也成就了麦高文。1996年美国颇有影响的《福布斯》杂志，将麦高文列入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20位商界英雄的排行榜。
麦高文令我深感兴趣的原因，是他的故事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制度企业家”的概念。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熊彼特关于企业家具备“创新特质”以及哈耶克和柯兹纳关于企业家“对潜在的市场赢利更为敏感”的论述，这当然是理解企业家概念的基础。但是，在企业和企业家从事商务活动的真实世界，除了自然资源、技术、商业组织和产品，还存在着制度，也就是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游戏规则。影响企业和企业家成功的因素，除了资源、技术可得性和市场机会，还有那些“看不见的”，但对商场搏击的结果有重大影响的制度因素。（我们中国人凭借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亲身经验，不难了解“体制的变化”，也就是游戏规则变化可以提供巨大的机会。） 如果进一步追问，制度究竟怎样发生变化的？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常常夸大了政府和正规法律的作用。当然，制度变化，特别是新的制度要普遍起作用离不开政府和正规法律。但是，既得利益结构和习惯势力常常会缠住政府和正规法律的手脚，使之难以对技术和市场的潜在机会及其需要的规则改变做出非常敏感的反应。经济增长常常因此被“卡住”。这种时候，民间的“市场中人”也许就有了“英雄造时势”的难得机遇：他们率先行动挑战旧有规则，并为新规则的诞生提供建设性的贡献。这是一些特殊的企业家，不同于一般企业家对产品、技术和商业组织创新过程中的赢利机会敏感。他们对制度创新过程中的赢利机会敏感并带头提出游戏规则的创新。把这些特殊企业家称为“制度企业家”，仅仅是因为他们创新了“制度”这样比较抽象的“产品”。经验表明，一个比较容忍制度企业家、保护制度企业家并习惯于将制度企业家的个别创新努力一般化的社会，能够更多地享受制度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
麦高文是一个典型的制度企业家。你看他对建立当时尚不合法的微波通信计划的最概括性的判断，就是“改变管制规则有横财可赚”。这是我们讲的制度企业家的首要特质：对改变游戏规则包含的潜在赢利机会高度敏感。麦高文动员自己、动员公司员工和投资者热衷于MCI的基础，正是对美国电信市场游戏规则变化能够带来意外市场机会的判断。要注意，麦高文判断的重点不是“需要”或“应该”改变管制规则，而是“改变管制规则有超额利润可赚”。这是企业家的判断，而不是政治家、学者或大众媒体的判断。改变现存游戏规则的理由可能有无数合理性的说明和论证，但是一般说来，并不是所有对现存游戏规则的改变，都注定带来新的市场机会。我认为麦高文这样的制度企业家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意义，不但在于增强了那些可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改革被实现的机会，而且在于能够形成新的受益主体，从而能够有力地支持新制度。
现在已经无从知道，麦高文当年得出“改变管制规则有横财可赚”的“科学根据”究竟为何。毕竟谁也没有发现什么说服麦高文自己的“可行性报告”（倒是有许多麦高文说服别人的可行性报告）。一种容易的解释是这个家伙无非就是赌一把，只要投资人愿意把钱交给他，赌赢了麦高文大捞一票；赌输了他顶多赔上他个人对MCI公司出资的区区3.5万美元而已。今天要有这样的机会（麦高文完成首期融资为1亿美元），愿意这样赌上一把的一定大有人在。但是，还原到当时的环境里去想，美国那些私人资本行使的并不是廉价投票权，你给他代理人送点儿礼或分点儿回扣，人家就会把大把的银子拿出来充当你的赌资。麦高文没有这个运气。他必须逐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