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定价方式有可能形成泡沫，但是泡沫并不总是坏事，从西方历史上看当年的航海、远征，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泡沫的推动，否则钱从哪儿来呢？这就是说，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资金集中可能把新的技术变成新的现实中的产业。如果都要像我国商业银行所要求的那样，一定要有财产抵押，一定要有过去3年的赢利，那么对于短期内看不到赢利的互联网从哪里获得资源呢？就在China.com完成融资的背景下，信息产业部的官员也不发文件，也没有制定法规，而是与记者谈话反对向国外融资。3月份人代会通过的宪法说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做商业的人怎么能根据某位官员向记者的谈话确定自己的策略呢，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环境呢？如果真有什么道理，你可以制定文件、行政法规，你可以说嘛！就算你制定了文件也不能与国务院的法规相抵触，现在关于互联网的国务院法规都没有讲禁止外资，信息产业部的官员就可以这么来宣布吗？社会是如何形成这样大的权力，导致权力在一些部门、一些人身上集中，使得信息产业部某位官员的讲话可以把整个产业搞得人仰马翻？现在我们的互联网不缺人才、不缺市场，就缺资金。世贸组织就要签约了，在这个当口如果能拿到钱，互联网也许很快就发展起来。但我要问的是，中国人大量的精力放到哪里？硅谷的人可以专心致志地想技术上的问题，我们还很不行，还有各个方面的干扰。应该问一问发展互联网也好、发展新经济也好，关键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制度条件、法制条件，特别是这种新兴经济的发展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没有一个可靠的清楚的法律保障行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会非常困难。
这两个案例还相对简单，只是和通信、外资有关，互联网继续发展就要跟金融、媒体、娱乐和教育结合，它所带来的问题将会更复杂。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到底有没有做好迎接网络经济的准备？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电信可以上市，而中国联通的融资就有如此大的风波，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不公平的东西，是否有传统的既得利益在影响这个事业？为什么基础设施可以进入，而ISP就不能进入呢？ISP是非常难做的业务，由于垄断定价太高，还没有形成规模，这时让外资进入到底会怎样损害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呢，我不懂。至于内容提供等方面，都可以管理，这与内资外资无关。我希望我们碰到了发展中国互联网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叫作法制。中国经济到了这个场面和规模，仅靠政策是不够的，需要有清楚的规则和远景，才能做决策。这样固有的做法显然是不适用的，事实上互联网本身很难就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管理手段去管理，必须适应这种新生事物的新特点。所以说，法制是非常重要的。而法制中程序的合理性处于极为核心的位置，谁来决定一件事情是否合法，要由一个程序来解决，我们对于程序的合理性、权威性、合法性关注得不够。一个官员说的话就起到了法律的作用，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应该明确，官员说的话也要以法律为根据，法律是经程序出来；而且对法制国家来说，官员本身也是要被法管制的，我们的行政官员离这一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这里对商人也有一个批评，很多商人对普遍性的东西不感兴趣，总是热衷于与官员搞关系。这实际上是给别人的进入设置障碍，这是与法制精神的普遍性原则相违背的。我们的法制还不可能达到美国的水平，但我们应追求普遍性原则，即商业领域要么对大家都开放，要么对大家都封闭。如果商人世界里奉行的是另一种原则，都想寻找特殊解，大家使出各种办法搞个别关系，普遍性原则处在一个低的水平，那么互联网发展不起来，顶多作为一种点缀。实际上，这种法制的原则不但适用于今天所谈到的高科技，也适用于中科技、低科技，适用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如果没有法制原则、没有普遍性原则、没有整个社会，包括立法人员、商业界，达成的最低限度的普遍共识，那么进一步的发展很难。我希望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如果看好这个市场就要对市场规则的形成做一点贡献，对合乎市场经济规则的法制建设做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