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决定的吗？”那个科长就没有话了，他可能原来想是可以由他来决定的，但是这话不能讲出来。这里回到我的问题，如果一项新的业务来到这个世界上，怎么来裁定它对社会的利弊，因为你要规范它就是要存利去弊，任何新的业务、新的技术都可能有两面的结果。互联网带来更多信息，你可以去查论文，也可以去检索色情的东西。它给两方面都提供方便，你怎么去判断？因此我觉得福州的案例是非常重要的关于互联网经济创新的案例。我希望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来参加这个讨论。普通的商人要参加这个讨论，我后面也要讲到。我对商人的行为也有一些批评，你不要光去跟政府、官员搞好关系，还要关心这个社会的一般性的架构，没有一般性的架构，商业是做不大的。所以IP电话，在我看来，福州的案例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项新的技术怎样才能转化为社会大众的福祉？
我正在写一篇论文，叫“向陈氏兄弟致敬”，为什么呢？因为所谓高科技要被产业化，一定要有这样的人，他不管那么多，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一种赚钱的手段，没有这种听起来很卑微的动机，高科技永远就很高，它不会跟普通人的生活发生联系。我们现在从高层领导一直到社会高技术层都有一种误解，认为高科技就是技术本身。技术本身是人的行为，人要在法律框架、行为框架、游戏规则里来决定他的行为，然后才会有结果。福州的案例对我们研究互联网在中国怎么发展非常重要，而我的论据后面会讲到，1993年国务院的55号文件讲到的9项开放技术，确实就是不包括互联网技术，不包括互联网，当时还没有互联网。由于陈氏兄弟案例的冲击，根据我的判断，中国的IP电话会提前走向市场。信息产业部是在这个案例发生以后，1999年4月份下达的文件，允许中国电信、吉通、中国联通三家公司进行IP电话的实验，实验期是半年。目前我搜集的资料表明，这三家公司IP电话业务现在已经形成每个月1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其中做得最好的可能是吉通公司的吉通卡，声音、服务都非常好，这1个亿占目前我们整个电信营收的多少呢？今年上半年我看了统计，大概每个月电信收入为200多亿元人民币，就是占0.5%，但是IP电话的低成本，特别对长途有很多估计在内。我想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