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公安部的工作人员一样，用词、习惯都是严厉打击。但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弄清楚什么是IP电话，它跟传统电话的技术特征、业务特征有什么不一样。陈氏兄弟说，他们经营IP电话未损害任何人的利益，无论是使用者还是经营者都按照规定付了费，至于网络电话费用便宜那是网络电话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在美国的网络电话无论长途还是短途都是5.6美分一分钟，最近包括国内中关村及黑市上卖的IP电话卡，只需10美分或0.8元人民币就可打国际长途。它的原因就在于它是IP，不是传统的电话。福州法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说传统电话业务就是把这条路包下来，只准走这辆车；IP电话是在这条公路上可以不断地走车，同一条公路它分担的业务流量要大得多，它的价格也就更便宜。但重要的是IP电话确实是把电话费付了，上网费、网关服务费等都付了，它的赢利是靠规定了一个国际长途的不同价格，报道是6~9元人民币，而当时中国打美国的长途是18~20元人民币。浙江省青田的案例也很有意思，邮电局告当地经营IP电话的人牟取暴利—邮电局收费比别人贵很多，却控告别人牟取暴利。福州起诉方的措辞很严厉，如“严重损害国家和邮电企业的利益，扰乱电信市场秩序，给国家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法庭辩论时，辩护方的律师说：“IP电话有可能危害国家的安全，如果你抱着危害国家安全的目的来打IP电话。但是这跟打传统电话是一样，传统电话也可以危害国家的安全，而并不是因为是IP电话就特别危害国家安全。”因此，从这两个案件里我们可以仔细来看，这里面两个文件必须搞清楚，一个是什么叫作开放经营的9项业务，第二个是什么叫作电信业务，以及《刑法》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在中国好像官员讲的话都是法律，这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法律有几个层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颁布的叫做法律，这是最高一层；第二层是国务院，必须以总理令的形式向全社会发布，这叫行政法规；第三层是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的，叫做地方性法规；第四层才是部委和地方政府颁布的，叫行政规章，一共四个层次。
这里的原则是：下一层颁布的东西不能跟上一层次的原则抵触。信息产业部在成立以后于1998年又发了一份文件，即773号文件，其中专门讲到一条：“我国的网络，即互联网上暂不开办电话业务。”此文件宣布时正好是福州案审理的过程当中，福州法官的回应是：“我们判的是1997年的事情，当时并没有1998年的法，现在的法不能追溯过去。”这也是中国的法制非常薄弱的方面，新通过的法就能管以前的事情，其实以前没这个法你怎么能管呢？第二条我是看《南方周末》一位读者的来信，信中说：“信息产业部1998年发的文，它连行政性的规章都够不上。”因为第一，行政性的规章的起名必须叫规章、实施方案、章程等等，773号文件名字是叫通知。同时，它没有向社会发布，只是发布给它的下属机构：电信局、中国联通公司，抄报了科学院和科技部，换句话说别人是没法知道的，因此读者说它连法规和规章都够不上。这也是福州判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所以说，现在关于网络经济还没有法律，目前最高级别是国务院的行政性法规。第一部行政性法规是1993年55号文，当时是国务院总理签发的，这个发布里讲到有9项业务是对社会开放，不一定要邮电部门专营。当然我后边要提到，其他部门开放是有条件的。第二部就是更早以前1990年国务院的法令，它明确指出电信业务由邮电部门、由国家统一经营，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经营的。现在焦点就在于，怎么来讨论这件事情。
我想法学家一定有很多意见，而我作为一个不是太懂法律的经济学家，觉得这里恰恰给予我们一个提示：新技术发展会带来原来规范里没有的东西。我给福州的法官写过一封信，我说如果IP电话不是1993年国务院令准备开放的经营业务，你怎么判，你怎么下这个裁定？因为法官裁定的逻辑是，IP电话不是电信业务，而是国务院允许开放的业务。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新技术总会带来一些过去所有法律、法规、规章里都没有提到过的业务，它出来了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互联网上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刚才讲的数字很枯燥，回到行为上都很麻烦，比如说在网上做交易，最近通用电气在上海卖网机，它可以无线接入互联网，然后它与证券公司结合起来就可炒股，这个行为到底合法不合法，非常复杂。因为证券有一套规制，证券的规制只准你在证券交易营业部进行交易，现在把交易场所移走，变到所谓网络里来进行，这个行为是过去的文件、章程、法规里从未提到过的，也不可能提到。我刚才讲到1995年以色列软件出来以后才有IP电话，你不能要求1993年国务院制定文件时就完全超前地想到未来的一切技术可能，这才是福州案例真正值得关注的东西。在现成辩论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陈氏兄弟的辩护律师说：“他们没有危害社会。”一位邮电局的某科长问：“谁可以决定他没有危害社会？”律师便问：“那么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