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缘无故的“需求”。离开收入、价格和相对价格，我们根本不足以仅仅从“需要”的角度来理解“需求”。至于想要千百万普通人统统放弃他们“卑微的”市场选择权，由少数计划精英按照由他们计算的“需要”，来“规划”全部人类生活方式，那就更“自负”得离了谱。谢天谢地，虽然这样“致命的自负”之辈还是可能每日每时、自发地生产出来，愿意跟在后边的人可就少之又少啰。
甚至单单从“需求”一方也无法完全理解“需求”本身的形成、份额和变化。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供给方”：什么因素导致了大幅度降价机制的形成，从而显著地刺激了需求数量，并在一个有弹性、彼此可以有某种替代的需求结构里，“抢”到更大的份额？这样来想问题，我们不难看到原本看不到的制度因素，这就是在哪一个产业领域里率先形成市场竞争格局，率先形成大幅度降价机制，哪一种需求就能被激发出来。而这，才是技术创新大规模集结的社会经济条件。
回头来看长话线路的革命吧。其实即便是在城市化程度高、人口流动性强的发达国家，市话的需要还是大过长途通信的需要。但是，无论美国模式还是欧洲模式，发达国家电信市场的开放竞争都是从赢利丰厚的长途电话服务开始的。恰恰是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使得彼此竞争的电信主体，产生了节约成本、通过降低价格来扩大市场的动力机制。这种机制是内生的，就是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追逐低成本，而不是由政府或其他压力集团外在的管制和监督，“为了别人”而节约成本。贝尔系统被解体后，美国长话市场上AT&T、MCI和SPRINT三雄鼎立，“数个魔鬼胜过一个天使”，长话资费在5年内降低了50％。正是竞争结构，成为刺激长话需求的引擎；而长话需求激增，又构成对微波通信、光缆、数字压缩和传输技术、卫星通信和无线移动通信技术的“致命的吸引力”。非常清楚的是，正是长话市场率先成为“竞争—降价—需求—技术”交互作用的反应场。离开这样一个互动的场，靠政府立法或社会营利集团迫使电信降价，猴年马月去吧。因为离开市场竞争架构，谁也讲不清楚合理的成本究竟为何物。
追逐降低成本和低成本基础上的大幅度降价，有各种常规性的办法。核心的概念是科学管理，即对生产（和服务）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作理性考核，去掉一切多余的动作，节约一切可以节约的费用。常规的办法用到一定程度，非常规的努力就会抬头。这就是寻求替代。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其实就是寻求替代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替代技术的抉择，在不同的体制下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原则。市场经济的架构使得消费者的购买力和购买意愿成为所有竞争的厂商高度重视的变量。因此，市场竞争体制的技术选择，除了考虑更可靠、更先进、更便捷外，还必须考虑更便宜，以便争取消费者在各自预算约束下能够更多地购买。没有这些内设的机制，国际越洋话音线路成本异乎寻常地下降，是不能想象的。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常常看到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少有人想到，计划体制藐视消费者选择权的传统，不但成为中国技术原发性落后的一个根源，而且成为追赶先进技术时无法从事正确的技术选择的根源。离开市场需求的涵养，任何高科技都将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竞相降价，最后的结局不是谁也没有利润吗？如果谁也没有利润，市场竞争究竟还有什么意义？这是比较有趣的深层问题。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当今香港大学经济和金融学院院长、鼎鼎大名的产权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当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是因为没有回答好这类题目而在经济系的核心课程考试中翻身落马的。考官问：既然竞争的长期后果是利润为零，追逐利润的企业为什么还要热衷于市场竞争？可惜当年熟知各种经济学“高级原理”的张五常，偏偏忽略了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据张教授后来讲，从此他对“简单的问题”不敢轻视，常常下更大的工夫。这一心得对我求学的助益颇大）。我到今天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甚。要是轮到我来回答，一个答案我会选择“长期利润为零是平均而言，总有企业赢利有企业亏损，竞争是争当优胜者”；另一个呢，我会选择“只有长期利润为零的趋势，才能迫使企业不断创新，争取获得‘创新的垄断利润’，离开周而复始的‘平庸’运动”。
两个答案当中，我自己更偏爱第二个。这是关于创新突围的理论。市场竞争的利润为零趋势，一方面从数量上运用低价刺激需求的办法扩张市场；另一方面，在我看来更来劲的一面，是通过更新品种和品质，达到在质量上扩展市场。竞争中平均利润为零，加上社会保护创新的垄断收益，成为市场经济激励和鞭策创新的基本机制。当创新进一步强化了成本大幅度下降的趋势之后，我们对越洋长话线路成本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下降，就达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简而言之，市场竞争体制是比单纯的科学技术还要伟大的力量。竞争的一个结果—大幅度降价—成为扩大市场需求的最有效的推动力量。为了适应降低成本的永无止境的挑战，“理性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