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每条跨洋话音线路的成本，大约值100万美元；40年过去后，1998年同一条跨洋话音线路的成本，1500美元而已。这是由电信市场分析公司TeleGeography提供的美国电信线路的成本变化资料。考虑到期间美元贬值的因素，美国现在每条跨洋话音线路的成本等于40年前的几千分之一！我的看法，这种超乎寻常的大幅度降价趋势，展现了几乎所有新兴行业、新兴产品和新兴服务的一个共同特点。近年在电子世界风靡一时的“摩尔定律”，就是所谓每18个月芯片的容量翻番、速度翻番而价格下跌一倍，大有把话音线路过去以10年为单位发生的变化，浓缩到以年为单位的时间区段内来快速完成之势。难怪新兴行当的业中人士，个个都有了动画片《爱丽丝梦游仙境》里主人公的感觉：除了更飞快地奔跑，再也没有办法站得稳。
直接看去，技术的作用似乎是决定性的。概略说来，两大新技术奠定了话音线路成本剧降的基础。首先是通信线路的材料革命—由光缆替代铜轴电缆。通信线路的光缆化需要投入密集的高科技。但是，能够被大规模利用的高科技，并不意味着单位成本更加昂贵，恰恰相反，它常常意味着单位成本的革命性下降。光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用极其廉价的、可以无限供给的化学合成材料，突破了由铜矿的自然储量、探查和开采能力等硬约束条件构成的限制。这对以输出铜为生的国家当然是坏消息，但是对于通信业来说，却是大幅度降低成本的福音。另一个更具革命性的变化，是信息的传输技术。数字化不但使得信息可以在高度压缩的状况下被传输，从而大大节约了线路，而且使得同一条话音线路，可以被虚拟为若干条可以同时使用的线路。更绝的是，线路交换现在正在被分组交换替代，前者等于一条路只跑一辆车，后者相当于一条路上同时跑许多辆车。至于卫星移动通信服务（Iridium）、数据移动（如UMTS）以及无线市话网络（WILL）等等，干脆把通话线路也给免了。
信息技术引人入胜。但是若要问：为什么那么多新技术密集地发生在长途通信领域，而不是在别的领域（比如市话线路）？人们的回答就大相径庭了。最流行的，大概是把科学技术创新的发生和成功，看成与经济条件几乎无关的事件。用一句行话来讲，就是科技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它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影响，但经济条件却不能决定性地影响它。这种见解的直观合理性在于，科学发现和发明具有某种随机性。一项科学研究什么时候会有结果，完全不能事先谋划，在许多情形下与其说取决于经济条件，不如说取决于科学家的灵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科学发明就多？可没有那样一回事。
但是，外生论者或许是把科学发现和技术应用混为一谈了。科学发现的随机性并不意味着技术应用同样独立于经济条件之外。于是，又有人猜测，社会需求对什么技术被大规模应用有决定性的影响。比如长途通信领域里技术创新繁花似锦，就是由社会对长途通信的巨大需求带动的。在我听来，需求拉动说比外生论包括了更有意思的内容。但是，什么是需求呢？
经济学家总是试图把“需求”和“需要”区别开来。简单地说，需求就是有购买力的需要。不过，一旦把购买力扯了进来，价格就十分重要了。给定我拥有100元的购买力，每分钟10元的长话我可以“购买”10分钟，而每分钟1元的我可以买100分钟。在这种情形下，你要知道我的需求，先要给出价格。每分钟10元还是1元？更重要的是，价格将从10元降为1元，还是从1元升为10元？虽然我对通话的“需要”大体没有什么变化，但我对通话的“需求”可就因为价格水平和价格变化而截然不同了。如果上述意思可以被接受，那么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正常需要的范围之内，价格下降会扩大需求。
因此，我们实在不能离开价格、相对价格和价格变动趋势来谈什么“需求”。严格地说，对应于每一个价格，需求的数量都不尽相同。一个可观测的现象是，每个中国新年的年夜，美国通往中国的越洋长途电话线路都被中国留学生和他们家人之间的新年祝福通话占满。那一天，美国长话公司甚至把通往日本的线路都借过来，也不能满足中国新年通话高峰的需要。虽然没有统计资料，但可以断定，这一天绝大多数越洋电话都是由大洋彼岸的留学生打回来的。按照中国古语，父母对孩子的思念往往比远行儿女对父母的思念要来得强烈（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所以在“需要”的层面上，应该中国父母更多地打电话过去才是。原因毫不复杂：中国打到美国的越洋长途资费太贵，而美国越洋电话资费相对来说非常便宜。由于贵，特别是相对的贵，需要还在，但需求可就没有了。
现在我可以说，那种包含大幅度降价机制的需求，最有可能膨胀起来，直到逼近需要的界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信，你就看看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那些“褒电话”上瘾的人们，过的是一种多么令人同情和“不正常的”生活吧。简而言之，天底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