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网络之间，并存但从不彼此展开市场竞争。
上述“并存而不竞争”的电信格局，到1994年应该是被打破了。是年，国务院做出形成竞争的中国电信市场的决策，决定设立可与中国邮电展开全方位竞争的第二家国有电信公司—中国联通。可圈可点的是，中国联通从第一天起就被授予电信基础网络的经营权。从全球眼光来看，中国决定在电信市场的传输网络层次引进竞争机制并不晚，因为1994年香港特区也就刚刚开始发放第二块本地固线网络的牌照，新加坡在电信竞争方面还没有动静，日本、法国和澳大利亚也刚刚开始启动第二电信网，而德国仅仅开放了移动电话的数家竞争，要到1997年才将发出第二块固线电话牌照的事情提上日程。
但是，4年时间过去了，中国还是远没有形成有效竞争的电信市场。到1998年，中国联通仅仅占据手机市场的5％，形成几万门市话能力（真正放线经营的不足几千户），总体业务规模大约只及中国电信的1％。政府虽然授予中国联通固线长途和市话的经营权，但这家第二国有电信企业似乎无力在此扩展。在中国电信市场的擂台上，一位选手体重1000斤，另一位，10斤。这样的比赛有什么看头？比照之下，法国和澳大利亚的第二电信网都是在成立三四年后就能够达到占有20%~30％电信市场的实力，就能够形成大体势均力敌的市场竞争格局，而中国电信市场上的第二网，同样几年时间过去，就是长不大。全面分析这个诱人的问题，需要系统的调查和检讨（最好建议由人代会进行权威调查），但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中国联通的竞争对手是政企不分、集行业管理和经营于一身的中国邮电部。举个骇人听闻的例子，中国联通经营的130手机在一些城市居然接不通110和119，原因是控制了市话业务的邮电部门以此“梗阻”竞争对手的市场扩张。谁负责规制这类行为呢？还是邮电部门。无须多费口舌，如此“市场”当然不可能形成正常的竞争秩序。所以，在中国联通成立4年之后，我国电信市场的基本格局还是“并存而不（充分）竞争”。这是更具有讽刺意义的“并存而不竞争”，因为它表明，即便是中央政府决定引进电信竞争，政企合一的强大部门利益仍然可以遏制市场竞争。
“数网并存但不（充分）竞争”的模式，产生的主要经济效果是支付了数网的成本，但却得不到竞争的种种收益。针对不分青红皂白对电信网络重复建设的指责，我曾经把“重复建设但彼此不竞争”与“竞争性的重复建设”区别开来，并指出真正造成我国经济建设中重大浪费的恰恰是“禁锢市场竞争的重复建设”。粗略估计，我国几十个通信网络的总投资可能在上万亿人民币之谱。要是想问：这个上万亿投资效果究竟如何呢？恐怕正确的答案是无从知道。离开了市场竞争架构，第一，你不知道什么是必要的成本；第二，你无从知道本项投资的机会成本，即如果不用于本项投资而投向别的方向的可能收益；第三，你也不知道真正的收益。这些统统不知道，如何评价投资效果呢？
更绝的，是根本没有人确切知道究竟在电信网络方面投进去了多少资源。在一次电信问题讨论会上，一位批评者指出中国电信的总负债高达6000亿元。据说顿时会场大哗，辩驳者们纷纷指出此数被大大夸大。看完《三联生活周刊》关于这次会议火爆场面的报道，我试图查核究竟。结果遍翻各种官方统计资料，就是找不到中国电信总投资和资产负债结构的数据。不是“公有部门”吗？不是“公用网”吗？但是投资多少、形成多少资产、其中负债多少、财务成本如何等等，统统不公开，也就是根本无须让公众知道。无人知道，无人监督，如此“公网”，谈什么“投资效益”，岂不是南辕北辙？（后来一位好心的信息产业部官员告诉我他个人的估计，中国电信的总资产约6000亿元，总负债2000亿元。遗憾的是，我因此欠了这位官员一个人情，却仍然无法公开引用这个数据）。所以遇到邮电部门负责官员给我们大讲“中国邮电事业的伟大成就”时，我们只有鼓掌的份儿。因为我们无从知道，究竟花费了多少资源才取得如此“伟大成就”，我们更无从比较，如果换一个模式，同样的资源能够产生何等不同的“伟大成就”。追究一种效用的代价特别是机会代价，实在是需要一定社会条件才可能普及的经济学思维。在行政部门分割经济资源的“并存而不竞争”模式下，“英雄”断然没有用武之地。
还是向前看吧。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我国已经形成了数网并存，奠定了可以实施数网竞争体制的物质基础。从数网并存走向数网竞争，当然还需要追加一些投资。但是最大项的“投资”，是体制改革的投资，是突破在政企不分和“部门所有制”架构下种种“久居其中不闻其臭”的过时观念，是形成新的适应数网竞争的法律架构和管理模式。所以，告别“并存而不竞争”模式，形成现实的、可操作的数网竞争，并不是对发达国家的生搬硬套，而是基于中国电信产业现状而确定的、能够解放我国已经形成的电信生产能力的目标。因此，我把是否形成数网竞争，当作评论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