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了，在电信市场存在结构性缺陷的条件下，即使设计出完美无缺的管制体系，也难以有效执行。因为有限和不平衡竞争的体制不但不能提供清晰、简明和前后一致的游戏规则，从而有效地解决市场上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反而很可能形成新旧既得利益胶着的局面，导致政府管制在以下基本问题上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电信费率。欧美的经验显示，即使在双寡头竞争下，经过管制当局根据成本定价原则严格审查把关后决定的电信服务费率，仍然包含了太高的垄断利润。例如，在美国移动通信市场的双寡头竞争时期（一家地区小贝尔加一家新进入商），移动通信的直接成本每分钟约为8美分，加上扩容成本为10~12美分，但核定的收费为40~50美分；只有当同一个移动电话市场上进入四五家竞争者时，上述双寡头加上管制者共同维系的移动通信赚取超额利润的局面才开始改变，因为总有人为了争夺市场份额而降价。我国目前的电信市场尚远远达不到双寡头竞争标准，指望严加监管就可以对付来自消费者、舆论关于降低电信资费的压力，实际上做不到。市场参与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竭力降低成本的动力来自市场竞争。要是市场存在结构性缺陷而使得成本最小化动力不足，仅靠管制部门为了他人、通过考核成本来保证合理资费，那可就是难能可贵的事情了。即便管制者动机没有问题，他们怎么又可以判断营运商的哪一项成本是合理的成本呢？因此，离开市场竞争结构，仅仅指望加强价格管制就能大幅度降低电信资费，是不现实的。
公平竞争。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是比赛规则（即对比赛行为限制）的公平，它不要求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更不保证比赛结果的平均。从操作的角度看，要求管制当局对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负责，管制当局本身的独立性，也就是“高高在上”对所有竞争者一视同仁，是必要的前提。我国电信业的现状是，管制者刚刚从“裁判球员一体”的系统中分离出来，与被管制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加之目前的电信营运商还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政府（虽然划为不同部门）同时兼老板和管制者，而电信业重组基本依照行政命令“划拨”。在这个基础上，规则的公平性很容易被其他利益诉求干扰。老牌营运商叫唤“负担太重”，新公司抱怨家底太薄，总之各有各的道理。在更多靠管制者看得见的手分派机会和资源（包括上市机会）的现实约束下，电信营运商对自己市场竞争实力的投资，远没有对管制者“做工作”的回报来得高。因此，“个别谈判”造成的市场规则方面的不平衡会自我复制，演变成越来越不透明、复杂的不平衡竞争体系。
互联互通、公平接入。许多人以为只要管制部门坚持“互联互通、公平接入”原则，目前我国电信市场的竞争框架就可以奠定进一步发展的制度基础，既不需要确立双寡头垄断竞争标准，也不需要继续增加多个竞争者，更不需要完全开放电信市场。但是，所谓互联互通、公平接入，本身就必定是在“数网并存、数网竞争”体制基础上才可能提出的问题。没有一个大体对称的数网竞争框架，靠行政管制实现不平衡竞争条件下的互联互通和公平进入，麻烦就转化为“以什么价格来互联互通、公平接入”。具有较大市场权力的垄断营运商可以提出高得使竞争对手无法接受的进入价格，限制竞争者利用自己拥有的电信网络。这种价格一样可以是“合理的”，因为包括了形成网络能力的“全部投资”（包括错误的、失败的或管理不善的全部投资）成本的分摊。
服务质量控制。电信服务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具有独到的特征，最终使用者得到的通信服务质量，不但由所有基础的和中间的网络提供商和其他服务支持提供商的质量合成，而且要识别每个供给环节的质量对合成品质量的“贡献”，非常不容易。一个汽车供应商可以大量购买零部件，然后组装成最终消费品面对顾客而保证质量，因为零部件的质量比较容易测定。但是，要识别令顾客不满意的电话语音质量究竟是电信公司的哪一层中间产品或服务造成的，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Alchian， 1995）。因此，如果采用禁止行业纵向整合的管制政策，而中间服务的市场竞争又不充分，那么电信业的服务质量控制就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美国1982年肢解AT&T并实行禁止行业纵向整合管制政策，负面效果之一就是电信服务质量因为各专业电话供应商之间的机会主义而令管制者头痛，因为厂商都难以识别零部件质量，联邦通信委员会作为政府管制部门就更无能为力。比较而言，英国的双寡头垄断竞争模式要好得多。而这也是美国在新的技术可以趋利避害之后，于1996年更改原先的管制模式，通过交叉进入，鼓励全方位服务和纵向整合竞争的原因。在我国目前的电信市场，只有联通可以提供全方位服务，但它在许多领域的服务能力尚待发展；其他营运商分业禁入。所以总体而言，控制电信服务质量将面临比独家全方位垄断服务、双寡头垄断竞争和有效竞争模式都更为严峻的挑战。
投资者预期。中国通信设施的发展仍然需要巨大的投资，因此，保持电信市场对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