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电信业也达不到今天的水平。比来比去，基本的道理天下通用：独家垄断带来的低效率和高收费，一定阻止电信市场的扩展，而在一个狭窄的电信市场上，即使所有投资无一重复，全部“单一建设”，其投资也将“贵”得无从回收。中国电信的业务量不足，关键不是别的，就是垄断收费太贵。“政府管理的国家基础电信网”之所以行不通，要害就是统一的政府垄断经营没有也不可能内生一个竞争降价机制。为了打破垄断，就要鼓励分立和竞争，就不可避免地要来一点儿重复建设。本文的论点是，只要重复建设的“成本”低于预期的竞争降价效果的“收益”，对社会而言就是合算的。
产权与重复建设
实际上，社会并没有办法计算开放竞争以后总的“预期收益”。上文讲的“来一点儿重复建设”，或者方宏一讲的保持“适度的重复建设”，严格推敲，含义都有模糊之处。在开放竞争的体制下，重复建设的成本由各个投资主体分别承担，未来收益也由这些投资主体分别预期。因此，至少在理论上，加总以后的预期收益完全可能抵不上加总的重复建设成本。我相信，这就是人们大谈特谈的“过度竞争”。这种过度竞争，或者严格地说，预期收益低于竞争型重复建设成本，难道不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应该由政府严加管制吗？或者有人会问：你既然主张开放电信业的市场竞争，那么你怎么解决电信业昂贵无比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因为过度竞争而造成的巨大浪费呢？
我的回答是：要害在于产权制度。如果投资主体的产权边界是清楚的，投资主体就必须承担投资行为的全部后果。投对了，实现的预期收益大于投资成本，投资者就得到正的投资回报；投错了，血本无归，还要由债权人执行清算。这套产权制度，就是用来约束分权投资体制下重复建设“无度”问题的。就是说，分权投资体制虽然不能完全消灭“错误的重复建设”，但它通过产权的责任约束着投资冲动：预期错了要承担错误后果。这套产权体制，加上学习机制，分权投资的“失误”就是收敛的，就可以控制在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水平上。中央计划体制的办法是消灭产权，集中统一“计算”，集中投资和管理，但是由于“统一计算社会总收益”的“不可能性”，所以中央计划体制造成的投资失误远比在市场体制下要严重。
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以上论点。根据统计资料，我国城市家庭洗衣机普及率在90％左右。站在一个“合理的中央计划主义者”的立场上，每家拥有一台洗衣机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每个单元或每个楼层的数户人家合用一台洗衣机，以减少洗衣机的闲置时间，从而减少重复建设和投资。但是，好像没有人批评每家买一台洗衣机而任其在大多数时间里闲置是一种不可容忍的重复建设。道理很简单，这里的购买主体都是产权清楚的私人家庭，他们用自己的钱在拥有洗衣机的便利和闲置使用的机会成本之间寻求平衡点。无论对错，他们承担财务后果，与他人无关。什么是方宏一的“适度重复建设”，没有人可以全部知道，但分散的购买主体在他们各自的家庭预算约束下知道。假设改一改游戏规则：每个家庭可以无偿用他们邻居的钱为自己购置家电，我们可以设想在此约束下我国家电的“普及率”吗？
目前我国国有部门的投融资体制，差不多就是“花别人的钱为自己买东西”的体制。“投资”投对了，收益归本部门、本地方、“本企业”或者干脆归“本领导”。投错了呢？归银行，归财政，或者归股民。讲来讲去，缺乏有效产权约束的投资活动，是没有办法找到那个“适度重复建设”的平衡点的。没有所有权制衡的“重复建设”（或单一建设），才是我们这个发展中的经济不堪忍受的负担。既然中央集权计划的路线不再可取，剩下的就是重建投融资活动的产权约束。
由此，我国电信产业的开放竞争，题中应有之意包括了电信业的产权改革，以便为将来的竞争和重复建设设置制衡机制。1997年，经过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等机构的工作，中国电信在纽约成功上市。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垄断性行业通过上市融资跨出的民营化的重要一步。境外投资人对中国电信的约束力，当然不会因为拥有23％的股权就有多么大，但是国际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约束规则，对于我国电信产业的长远发展来讲，却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此，我不同意《再论》对中国电信在境外融资就意味着“被国外大电信集团遏制”的批评。中国电信境外上市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我自己的看法有两条：第一，境外上市的安排形成国人缴付高价电话费，境外投资人分享垄断利润的局面，这对中国电信的国内客户颇不公道；第二，上市而没有宣布开放竞争（哪怕时间表），对于熟知全球电信开放大趋势的境外投资人而言，会产生一个“开放后垄断利润将减少”的预期，减弱中国电信的持续融资能力。
当我就“为什么不让中国老百姓成为中国电信的股东”的问题，请教中金公司的一位朋友时，他的回答是中国A股市场太小，容不下中国电信这样的大家伙。这一点，言之成理。因为中国电信境外上市，仅仅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