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多处涉及，读者可以细细品味。问题是怎样看待分业电信体制下，仍然保留着独家垄断地位的市话。按照流行的认识，在同一个城市里建立第二套通向千家万户的通信网络是“规模不经济”，因此市话就成为典型的“自然垄断”。既然自然垄断，独家经营就顺理成章。至于要减少伴随自然垄断而来的社会效率损失，那就让政府肩负起“管制”垄断供应商的伟大责任吧。这难道不是一套无懈可击的完美逻辑？
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市场中总有人要挑战任何现存的逻辑！我注意到AT&T董事长当时宣布，收购TCI后还要斥资数亿美金，将有线电视网络改造成双向通信宽带网络，以便整合长话市话资源，一方面抢占“三网合一”（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制高点，另一方面借此打进市话市场，与原市话独家垄断商展开竞争。刹那之间，我突然“看到”，技术创新原来可以为打破市场垄断的需求所驱动，而所谓“自然垄断”理论从来就不过是建立在给定的需求和技术的假设基础之上。实例正在打破理论，而我恰恰身逢其时。于是我只好对世界银行说对不起，基础设施融资的研修资料留待日后再看吧，因为打破电信市话“自然垄断”神话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我对自己的思维习惯心知肚明，向来对“证实”某种假说的成就提不起太大的劲头，但是只要通行的权威理论遇到“一个反例”，就令我激动莫名。
一周以后，我满载而归。到了北京，见到《财经》主编胡舒立，我就建议该刊报道一下AT&T收购TCI的故事。当时距我结束留学生涯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已经两年有余，在了解国情方面应该有了一些进步，知道国内打破各式各样的行政性垄断，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种种基于特权利益的陈词滥调层出不穷。我历来比较相信，在说服人方面，一个真实的故事常常要胜过无数的逻辑推导。胡舒立很客气，表示可以采纳我的建议。但是她又说，你已经下过一点工夫，为什么不就由你来写给我们的读者呢？收入本书的“论三网融合、数网竞争”，就是这样被“反套”之后写下的急就章。事先完全不知道的是，中国为了对付世贸组织（下简称WTO）的入门条约，正在酝酿电信产业的又一波改革开放。1998~2000年间，偏偏电信问题成为中国媒体的持续热点，于是我的这篇急就章，就让我当上了“电信问题专家”。
另外一件火上浇油的小事，是我在美国读书期间多少感染了一些那里学术写作的“毛病”：抓住主题之后，不但要清楚地概述前人的见解，而且一定要突出己见与前人的不同。这点手法，用到为《财经》写就的电信文章里，被当时《南方周末》驻京记者刘洲伟看破。他大笔一挥，轻而易举将我置于主张中国电信开放的“第三只眼睛”的地位。不少新闻界朋友，完全不理会我是80年代研究农村问题的一个“老土”，以为我留洋学的就是电信开放，非常之“专业对口”。他们有所不知的是，无论农村问题还是电信问题，对我来说区别只在于经济行为的技术约束和制度约束有所不同。至于人的经济行为，哪里都大同小异，本来是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专家”才能够加以解释的。
不过，遭遇上这类事先完全没有计划和预谋的研究，也有过瘾的地方，那就是逼着你不断做功课。我从来以为，世事真正的难明之处，在于了解人们经济行为的具体约束。脱离具体问题的具体约束，拿着先贤们关于经济行为的假说照本宣科，离题十万八千里可能还有不止。因此收入本书的其他各篇文章，读者不妨看成是理解中国电信问题具体约束的系列笔记。这首先要感谢《经济学消息报》总编高小勇，他看到当时各报报道关于我的第三种声音之后，认为媒体虽然突出了论点，但没有展开说理，于是要求我通过电信市场开放问题的各种局限条件来说明当事人的经济行为。高总编的理由很充足，令我无法推辞。结果就是平生第一回应了每周写一篇电信评论的差事。期间，报社编辑和读者给了我不少鼓励，结果就是更加欲罢不能，硬着头皮连写数月。我可算知道了，讨论真实世界里的经济问题固然有趣，但是每过数日就要交稿一篇，实在是一件苦差事。最最难熬的时分，每每想起“黔驴技穷”的成语。不过，终于还是发生了一件天助我也的事情。数月之后的《经济学消息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把我关于开放中国电信市场的评论骂得一塌糊涂的“大文”。于是我致电高总编，表示与其参加如此没有水准的辩论，还不如约好了见面拍桌子大骂一场。让我感到解脱的是，从此我就再也不用每周一次搜肠刮肚给《经济学消息报》写电信文章了。
收入本书的《新经济和企业家精神》，本是应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研究中心之邀，对于1999~2000年中国电信又一波开放重组所作的评论。我原本已经同意，将该文收入他们计划出版的一本电信问题的文集。但是写出来一看，批评性还是过强，自忖与一本官方机构出版的文集风格很不搭调。为了不要给主事人带来什么为难之处，我自作主张将此文的大部分内容，公开发表在《IT经理世界》上，算作探讨电信问题的一个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