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血汗工厂。
长叹一声，看来台湾学者对内地和内地子弟有刻骨仇恨，准备终结内地的繁荣。
三十多年前，中国经济接近崩溃边缘，终于在邓的大智慧下开始改革，虽然不是自由经济市场机制，但是市场的开放仍旧让中国人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惊人创造力，在三十年里带动人类历史最庞大人群的集体腾飞。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交易费用的降低和市场合约的良性化。
我仍旧不能和各位谈理论，还是以包工头的身份来谈谈我的工匠们。
我手下吴姓木工头，在三辈以来，刚刚摆脱债务。他的爷爷结婚时向人借贷，在生产队里的工分从来只是填饱肚子，无法偿还债务，贫穷延续给他的爸爸；农村债务是人死债不烂，否则就不会有民间信用存在，人们的相互救济体系就会失效。固然在一个封闭反市场的计划经济时代，农村的信用体系仍旧存在。儿子在结婚盖房时，农村经济已经开放，但是农地的产出远远不能解决生存发展问题。1990年代初，吴二十岁继承了父母的债务；但是他有机会到城市打工。
最初他只是在木制品厂打工，那时上千元的工资已经可以帮助他还掉父母的债务，但是在90年代中期他结婚盖房又借债，后来转去装修业。装修业的工资日工从90年代末的40元涨到4年前的80元，再涨到今年的120元。现在的日工必须保证加班数不少于3小时，包吃住，这样的工钱大概相当于180元一天。泥工与油漆工大概每天在200元到280元一天。
在两年前他还清所有债务。
他的师兄在去年购买了上海郊区的一套房子，无贷款。
在我的生意里，公司和工匠选择两种方式合作，一个是日工，一个是包工。双方都计算日工和包工的成本是否一致，不会差别多少。唯一的区别在于，如果是日工，你要担心工人拖工；如果是包工，你要担心工人做活的品质。所以，一般来说，业主要求质量高，那就选择日工，水磨精神；如果是业主要求快速，质量要求一般，那就包工。
这个用经济学词汇，就是选择哪一种合约，而交易费用则是最低的取胜。对于质量要求高的，业主选择的交易费用高，但是他得到的是高品质服务和产品；如果选择交易费用费用低廉，则服务品质降低。对于工人和公司的收入来讲，没有太大区别，因为日工和包工的总体利润差不多——取决于时间。
假如学者认为我在剥削劳工，他们完全站不住脚，我们选择了合约，产生了交易，达成了合约。
那么工厂的劳工有任何区别吗？
没有。
企业主在市场寻找劳工，以工资支付，也就是把日工累计；如果选择计件，那么就是选择了包工；大家选择了一个合约，产生了交易。
假如我的工匠对我的工费不满，他掉头就走，第二天他已经在其他工地干活了；如果我觉得他工费太高，我就会辞退整个包工队伍，更换工匠。这是合约没有达成。
企业也是这样，工资不能达到劳工要求，他就会离开；工资过高，工厂就终止合约。
但是为什么没有学者质疑装修业的劳资问题，偏偏纠结于工厂业呢？这是工厂业的表象让学者产生了误区，他们是很善良的人，只是流于愚蠢，知识分子这类人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愚蠢的，虽然他们看上去比较有知识，有良心，有道德，但是他们一般都不了解世界是怎么运行的。所以很多时候知识分子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他们认为，企业主在剥削工人，这是一个叫马克思的理论家一百年前写的理论，他同样没做过实证，如果他做过包工头就不会胡说八道了。我建议所有的学者专家都做一下包工头，以避免危害社会。没有想过，资方以创意、资金、专利等投入，与劳工提供的劳力和管理知识——不要忘了管理阶层也是劳工，达成协议。资方的利润是以前面所有的投入产生的边际效益来代表，劳工的利润是以劳力、技能和管理知识产生边际效益，劳工的时间对于资方来说是不值钱的。
劳方的成本是什么？就是每日的开销，省下来的就是原始资本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就可以以此和知识、能力组合，与其他劳工选择一个合约达成交易，很多情况下自己也是一个劳工，这样就可以拥有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益和自己劳力产生的边际效益。
但是，现在的内地、台湾和海外，内地的是极左的喧嚣、台湾的是学者的良心、海外是国际工会不怀好意的压迫，要求企业主不要剥削劳工，消除血汗工厂。会有什么结果呢？我这里暂时不详细叙述，以往我大量的文章已经在解释这些事情，你们可以去google一下。
只有一个结果，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内地的极左、台湾的学者、国际工会都是一种利益组织，极左为了天下，学者为了虚名，国际工会为了砸掉中国劳工的饭碗保住自己的饭碗，结果是中国政府可能作出愚蠢的举动，压迫企业主提高劳工待遇。
这就产生了政府干预市场合约的行为，交易双方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