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尔特的研究，结果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了。
鲁梅尔特的主要发现是很清楚的。那些业务虽有所拓展但仍坚持紧紧依靠中心技能的公司比其他公司经营得要好。他的分析并不意味着“简单更好”。一家过于简单的公司——一家只依靠垂直联合的公司——事实上不可避免地经营得并不好。相反，我们看到追求某种多元化——这是藉变化达到稳定的基础——的公司，若仍然坚持相互密切联系的业务网就会经营得很好。鲁梅尔特的模型既包括改变的需要（相关多元化业务要比垂直联系的单一业务更有利于改善经营状况），也包括围绕中心技术进行改变的价值观。
后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和加强了戈特和鲁梅尔特的发现。1975年《金融》月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其作者罗伯特·豪根和特伦斯·兰格蒂格检测了一个普遍的观点，即兼并能够创造出分开经营所不具有的操作性或战略性的协同作用，是否正确。他们用来判断兼并是否产生协同作用的标准就是普通股票持有者获得的回报。通过评估从1951年到1968年所发生的59起非集团性兼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豪根和兰格蒂格得出结论：“在我们的样本中，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任何协同作用的证据。任何股票持有者只要在他的资本组合中按照正确的比例购买这两家（被兼并的）公司的股票，他就能得到相同的回报。”
结果，豪根和兰格蒂格所得到的惟一明显发现就是，持有已兼并公司的股票的投资者所获回报的差距有所增加。也就是说比起投资于两家各自独立经营基础业务的公司而言，投资于两家准备将它们的资产合并成一个单一的资本所有结构的公司是一个更具风险的提议。这个得到其他研究者证实的结论让人们对兼并的主要依据之一——分散投资风险——产生了怀疑。
在1981年年底，伦敦的《金融时报》公布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它的标题显示了相近的结论：“先锋：反兼并的专家”。由首席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洛伦茨撰写的这篇文章得出结论：“作为先驱的欧洲公司更注重专业化而不是多元化，更宁愿在内部拓展而不是兼并式接管。”这项研究包括大量的成功公司，如空中客车集团、地中海俱乐部、戴姆勒－奔驰及利多富。
我们对将这些神秘的研究结果呈现给读者感到歉然。但是随着兼并狂潮日趋凶猛，阐明多元化公司联合几乎完全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持这一结论还是非常值得的。
一个接一个的案例表明，要吸收异类是相当困难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多年以来它一直是股市上的宠儿，它的成长记录令人羡慕。通过聪明才智和努力工作，哈罗德·吉宁能够充分了解这个大帝国的日常事务。但是在他离开之前，公司的某些方面就已经开始衰落了。当吉宁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创始人手中接管这家公司时，它主要是一家国际性电话公司。因此，它的一些价值观念虽然在吉宁的管理下得到了巧妙的坚持，便却并不适合它的许多新下属公司。一位评论家说道，在智利经营电话公司的办法对花旗银行或假日饭店的管理并没有多大作用。结果当市场从推动美国和欧洲对第三世界的技术转让（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早期奇迹）转移到电子交换和卫星通讯这些新奇事物时，甚至电话公司也受到了威胁。换言之，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电子通讯行业掀起了创新狂潮，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集团，甚至是它的电话公司都没有作好准备。
我们可以继续举例，但类似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这样的难题实际上几乎随处可见，尤其是在不相关的公司中。例如，泛美集团的经营状况一般，但却因联合艺术公司的电影业务积累了大量损失。这家原本主要进行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管理的公司似乎不能很好地同化动画片行业管理上的多变性。
问题当然不仅仅存在于这些自己公开承认问题的集团公司之中。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石油公司在每一种多元化上都栽了跟头。美孚兼并了马可尔（原来的蒙哥马利·沃德加上一些零星小企业），从而第一次尝试了大公司的多元化。但石油巨人并不懂得零售行业，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20世纪70年代末知识丰富的评论家们的评论，埃克森石油公司是难得的一家成功进入新行业的大公司。埃克森石油公司被树为典范。《商业周刊》甚至刊登封面文章预言，在通讯行业，埃克森石油公司将成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IBM公司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说得委婉一些，埃克森石油公司也迎来了它的困难时期。
当埃克森石油公司还很小时，它的实验进行得很好。一般而言，埃克森石油公司的一些小的下属企业和创业者被允许做自己的事。它们取得了一些卓越的成功——是如此地突出以至于不幸地引起了埃克森石油公司领导层的注意。因此埃克森石油公司走上了大公司们从事新投资时通向失败的老路——决定“提供援助”。很自然地，它开始进行合理化安排，把各个独立的公司组合成“逻辑”团体来获得“市场的协同作用”。它也提供财务“援助”。一位总公司的高级财务主管被派到小公司帮助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