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独立的小经营者开办，使用最新的计算机辅助……技术，正成为从大公司以合同承揽业务的客户。这些大公司中有许多最终可能被迫卖掉自己的制造单位，转向从外部采购定制的产品……（换言之）亨利·福特的损害心灵，创造财富的装配线已经过时。工厂生产的大多数东西，不论是汽车、照相机或是烛台，都是特殊设计的小批量生产的产品，旨在满足转瞬变化的市场要求。21世纪在加工制造业上成功的国家将是其工厂能最快速更换产品的那些国家。
（3）大的规模并不意味着更强的创新能力
继效率之后，大企业的提倡者称赞大企业的第二个优越性是创新精神。关于这一点，《大型综合症》的作者以介绍提倡者们习用的看法来开始论述：
表面上，巨型公司有种种理由被认为是较好的发明者和创新者：大公司能出钱雇用大批智囊人物，把他们安置在精良、宽大而高级的实验室里。实验室规模巨大，允许它们承受对新产品和新工艺进行基础研究所带来的风险和可能的损失。大企业进行一大批单项研究，任一项目获得成功即能补偿其他项目的失败和损失，用这种方法能进一步减少风险。大企业已经建立了销售渠道，这种渠道能使它们迅速地将新产品投放市场。
——两位作者随即转向另一方面：
现实和能获得的证据表明，尽管有这些理论上的优越性，小公司……比起工业巨人来是远为有效的创新者……小公司也是比大型公司更富有成果的发明者；小公司比大公司付出的研究和发展努力大许多；小公司设计和开发发明的成本较大公司低许多；巨型组织看来在发明和创新方面正受到一些使它们软弱无力且显然为大公司特有的不利条件的困扰。
亚当斯和布罗克翻阅了许许多多研究报告，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部分）作的那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透露：重大技术创新中仅有34％出自巨型企业（雇员人数在1万人以上），远远少于那些企业的工业产出的份额。此外，“最小的公司用于研究与发展的每一块美元促成的创新是中型公司的4倍，是最大型公司的24倍。”
两位作者继续写了决定性的一段话：“巨型公司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从事更为基础性和更有风险性的研究项目的兴趣。这意味着，与大企业有利于承担风险的形象相反，从统计上并不能证实存在这种倾向，这说明庞大的公司会超比例地从事大量风险较大的研究发展工作，或旨在开发全新产品和全新工艺的研究发展工作。与此相反，看来庞大的公司开发全新产品和全新工艺的研究发展工作一般小于正常比例。”还有另一份研究报告透露：小公司在开发类似的新产品上开支比大公司多3至10倍。甚至像杜邦公司这些在研究上一直受人尊敬的公司也受到作者的挑战，他们写道：“一项研究……发现该公司具有商业重要性的产品大部分是公司外面发明的。”
布罗克和亚当斯在表达了宏观经济学家对规模大的缺陷的看法方面做了极为必要的工作。哥伦比亚大学的伊莱·金斯伯格和花旗公司前任最高战略策划人乔治、沃伊塔在他们《非人力所及：大公司面临危境》一书中则从管理角度审议了这一现象：
面临危境的大公司正沿着一条人们熟悉的道路前进。利润和资本收益率的增长趋于平平。利润增长的减速掩盖了公司潜在亏损的积累，会计常规和法律程序允许，至少是一段时间内允许将其保留在账面之外。……一个主要方面缓慢而平常的下降常常被误认为是一种周期性现象，靠时间就能治好它。这种错误理解使高层管理人员在采取纠正行动时迟缓拖延……。
大企业实现内部协调的代价很高，不能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这是他们的沉重负担，因此它们在市场上变得越来越脆弱，难于对付中、小型企业的进入。大企业易受伤害的薄弱环节一般是在市场的专业化局部板块，小公司在这些地方对特定的顾客层次更为关注且能更好地作出反应。这些新来的竞争者，不受大量先期投资的约束，也无内部协调的沉重负担，往往能提供优良的产品并以此占领小部分市场。于是规模大的竞争者就必须日益集中力量于高档市场，这种市场上的交易额和毛利率仍很大，足以支付其成本开支。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大公司又必须把先前的高利润市场的很大一部分让给新的对手。……到了这个阶段，大公司就濒于受重创的边缘了。它面临大额的注销，易被人接管，甚至不得不申请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