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与发展、生态保护与建设关系到我国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而且西部地区已经服从了让东部地区先发展起来这个大局，现在东部地区也必须服从让西部地区加快发展这个大局。因此，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财政扶持和补偿力度，东部地区也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利益补偿。因为按因果积累论，发达地区之所以发达是因为这些地区在很大程度上由欠发达地区为其承担了发展成本，如生产要素的大量低成本供应、人力资本投资、知识和技术投资等。因此，东部地区有义务为西部地区承担生活和生产的成本，即通过中央政府的协调和干预，把从东部地区多征纳的税收以负税形式无偿拨付给西部地区。实现社会财富在地区间的再分配，增加西部地区的收入。
财政转移支付是实行分税制的国家普遍采用的缩小地区差距、调节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重要手段。我国目前的东西部地区差距比美国、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地区差距还大。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解决地区差距的任务十分艰巨。国家应实施更加有利于西部地区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根据西部地区各省区的各自发展状况，确定国家向西部各省区的财政转移递增比例并确保财政转移份额。
除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外，也可以建立地区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如东部沿海省份可以向对口支援的西部省份予以各种形式的实物转移支付（如技术、设备、资产转移等）和价值转移支付等。此外，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利益补偿也可以通过从东部地区开征生态环境税以设立“国家西部生态补偿与生态建设基金”的途径来实现，从而大幅度增加对西部地区的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的资金补偿。
另外，对西部地区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对东部地区实行累进税收政策，形成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税收政策差别，从而对西部地区以更多的税收让利，这也是国家对西部地区的积极财政补偿措施。
2．西部大开发投融资政策
要加快西部地区的大开发与大发展。就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投融资机制。加快西部地区投融资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广开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投融资渠道，促进西部地区资本的有效积累和有效转化。建议：组建国家西部开发银行，以政策性金融为主，承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原来由国家商业银行承担的支持西部发展的职能，直接为国家的西部大开发的经济政策服务；成立若干西部地区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金融机构，赋予其一定的筹融资权限，以支持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发展西部地区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产权交易中心等，完善资本市场的体系结构，积极培育西部地区的资本市场，强化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能力，提高西部地区的资金自我积累能力，吸引各种社会资本参与西部开发；更多地推介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建设项目争取国际金融机构及外国政府优惠贷款；进一步完善国外资本到西部地区投资的优惠政策，带动外资更多地进入西部地区，允许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进入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等。
3．产业发展政策
在西部地区的大开发中，一方面要避免出现新的产业结构趋同、地方保护、地区分割、市场封锁等阻碍资源合理配置与经济效益提高的倾向。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彻底抛弃仅仅把西部地区作为国家工业化的能源、原材料基地的传统观念，把加快西部地区本身的工业化作为富民强区、提高西部地区工业的竞争力、提高居民福利水平的重要手段，制定从过去那种过度依赖当地资源的资源导向型战略转变为主要依靠人才、技术、管理、信息等要素的市场导向型战略的产业发展诱导政策，促进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提高工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推动传统主导产业的技术改造、结构升级与优化，延伸产业链、强化产业的关联度。特别是制定鼓励信息技术密集型产业、新兴产业、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如畜牧产业、农产品加工业、旅游产业等）发展的优惠政策。培育支柱产业，发展西部经济。
4．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政策
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结果，更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基础设施薄弱、基础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已成为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这除了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不强、财力薄弱有关外，也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基础产业发展的直接投资较少有关。加快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是实现西部地区大开发的基础。一方面，国家必须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投资力度，兴建一批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通过增加固定性生产要素的集中程度以提高流动性要素的潜在边际生产力，吸引更多的流动要素进入西部地区，刺激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总产出；另一方面，国家必须制定西部大开发的超前的公共投资政策，通过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作用、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吸引和诱导多渠道社会资金投资于西部地区的基础产业等，大力加快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气水电管网、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