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们职业的选择是有一定影响的。而这种影响一旦产生，不仅影响生产方式、货币工资以及物价水平，而且还会影响资源配置与所得再分配等方面。个人所得税是通过一些途径来影响个人对职业的选择的。例如，累进税率下的个人所得税，可能被认为会打击那些需要大量不可扣除成本的工作，譬如在分类所得税制下，每月工资薪金所得的1600元的低定额扣除，就有这样的效应。同时，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可能鼓励从事于不经过市场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能逃避明确的货币交易而不宜估价与课税。 比如，临时工作或某些自由职业者的工作等。
2、个人所得税对消费与储蓄的影响
一个消费者，其可支配的所得，不是用于消费，就是用于储蓄。由于储蓄是未来的消费，所以，所得不是用于现在的消费，就是用于将来的消费。按照古典经济学者的看法，利率乃是对放弃现在消费的人的一种报偿。一个人忍受现在不消费的痛苦，而将该所得金额贷放给借款者，借款者应支付利息以补偿贷款者，因之，利率可视为现在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折现率。
（1）对利息所得课税的效果。
利息所得是指个人因拥有债券而取得的利息，包括储蓄存款利息。对利息所得是否课征个人所得税，其效果是不同的。
对利息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不但损失了所得效果，也损失了储蓄与消费之间的替代效果，并且还告诉我们，对利息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不利于储蓄，而有利于现在消费。在通货膨胀条件下，这种课征会加剧这种效果。在负利率条件下，更是如此。
对利息所得如果不课征个人所得税，那将有利于储蓄的增加，而相应减少现在消费。至于在通货膨胀时是否还是这样，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在负利率时期，这种储蓄增加的趋势将大为减弱。因此，利息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与否，应考虑物价指数，否则，将有悖公平。
（2）对储蓄的影响。
个人所得税对储蓄有重大影响，特别是采用累进税率的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程度的提高，会使个人储蓄的绝对额与储蓄倾向同时减少。如果对储蓄存款的利息也课征个人所得税，这种减少会更多。
3、个人所得税对投资的影响
个人所得税对投资的影响主要有这三方面：
（1）个人所得税的结构，可能会影响投资者是否进行投资以及投资多少的决定。例如，按税法规定，如果一个投资者的净收入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但却不允许抵消其资本损失的话，那么，其税后预期净收入，将比可以抵消资本损失时的要少一些。这就是说，当税法规定不能抵消资本损失时，其投资的风险程度就会提高。
此外，如果投资者有流动性偏好，在冒险上，大的投资者往往会比小的投资者较为有利。这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所得用来抵消其资本损失，其回旋余地也会大得多。因此，一种政策目标，如果想同时具备资源配置有效性与所得分配均等性，那就应该允许各类投资者和各所得阶层抵消其资本损失，而显现税收公平。例如，我国现行税法规定，对证券交易双方只征收证券交易税（即证券交易印花税），而不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就是基于这种政策考量以及稽征可行性的考量。
（2）个人所得税率的高低，会影响公司的利润分配。一般来说，如果对资本收入，如红利、股息等，适用较高的税率，那么，就可促使公司保留其未分配利润，而不去以现金股利的方式支付给股东。这是因为，在高税率级距的情况下，股东宁可接受公司转增股本的方案，或者，通过证券交易来获取证券价格的价差，以避开个人所得税的缴纳，而不愿意接受现金股利，缴纳个人所得税。
（3）个人所得税会影响投资的诱因、冒险与资本的供给。这些特别的效果，应视资本利得的差别待遇、资本损失的抵消及投资贷款等税法规定是否存在而定，而其影响的程度又应视其差别的程度而定，因此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