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灵通也会为中兴抵达3G和4G的时代开辟又一条蹊径。中兴实际上也已经开始尝试在小灵通与这两种技术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以帮助运营商保护既有投资。
而GSM则提供了另一种版本的“不叫好但叫座”。单从技术上看，GSM远远优于小灵通，但相比WCDMA而言，它已经是一个处于成熟期后期的产品，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程控交换机之于GSM等移动通信技术那样。在2003年之前，由于WCDMA进展缓慢，西方公司的主要精力仍然在GSM上，而中兴在这个领域始终没有积累出足够的规模效应，从而整体成本优势也大打折扣。但从2003年开始，随着逐步从困境中走出的西方公司开始将主要希望寄托在3G上，中兴也已经在移动领域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规模，转机便到来了。
对运营商而言，假如未来真像设备商们宣称的那样，将是WCDMA和更后面的LTE的时代，那么投资GSM将可能意味着重复投资。这也是阻碍运营商们大规模投资GSM的核心原因。但由于GSM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实现移动语音通信最完美的技术，同时也是最经济的技术，运营商即便出于挖掘潜力巨大的语音市场的需要，也仍然对这种技术抱有足够的好感。另外，GSM可以平滑演进到WCDMA上，而更先进的LTE却仍然不能经济地解决语音通信问题。
不用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只需要采取开放原则，而这正是中兴所擅长的。2003年上半年，公司推出了集成多种技术（支持2G、3G切换），提供GSM、GPRS、EDGE、WCDMA平滑演进的解决方案，解决了运营商的后顾之忧。
很快，中兴的GSM产品在经历了多年的停滞，甚至一度有人提出要彻底放弃该产品后，突然在2003年的海外市场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这年中兴与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的10多个运营商签订了合同，订单额达到1.5亿美元，占中兴海外销售额的25％。在随后的一年，合同销售额增长到将近4亿美元，占了全部海外合同销售额的近1\/3。直到今天，GSM仍然是中兴在海外市场中利润最为丰厚的产品。
既然市场已经成为决定电信新技术商业化进程的主要力量，从一开始就非常善于利用市场力量的侯为贵帮助公司建立起了一种模式，通过这种模式，中兴就基本避免了错失可能的机会。这种模式后来被人们总结为“低成本尝试”和“弯道超越”，即当一种新的技术出现时，中兴并不会急于对其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是用不至于给战略造成影响的方式进行小规模试探性研究，一旦发现该技术将进入大规模商用，公司便会迅速调动大量资源全速进入，以获取超额回报。
电信业进入21世纪后，这种模式的优势便一览无遗。西方公司试图用3G来发起新一轮的电信建设狂潮，以此来推动其商业模式继续向前滚动，这一如意算盘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用户是否愿意踊跃为新的业务买单，但这几乎是妄想。更何况，2001～2003年的经济危机断送了西方公司的所有努力。与之相反，侯为贵从一开始就不相信3G会像宣称的那样很快就可以大规模商用，按他预计，最乐观的爆发期也要等到2005年以后。
这种判断直接影响了中兴在3G的主要标准WCDMA上的进展速度。直到2003年年底时，外界都一直认为中兴在WCDMA上面落后于主要竞争对手。后来这被证明是中兴有意为之。在2001年公司通过增发股票募集到16亿元资金后，虽然公司承诺将把其中的4.8亿元用于WCDMA，但该年度实际上仅仅花去了1.3亿元，到2003年年末时，仍然只花去了4.4亿元。这种有保留的节奏虽然让中兴在形象上减分，但却得到了实惠。在这期间，3G技术已经升级了几代，当中兴在2004年决定加大投入时，就可以从更先进的技术入手，从而减少了前期的浪费。
另一方面，公司努力将市场导向发展到极致。与西方公司认为技术将是制约3G进展的主要因素不同，侯为贵坚信成本和最终用户的使用喜好才是决定因素。这促使中兴在这期间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降低WCDMA网络的组网与后期维护成本上，对其解决方案进行了全新的设计，并最终成功地使采用其方案的运营商的建网成本和后期运维成本大幅降低。同时，中兴还在2004年10月发布了一款当时全球体积最小的3G手机，以改善用户的使用体验（当时终端体积过大一直是用户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
虽然在节奏上一直紧跟西方公司的华为在2004年便推出其全球第一个WCDMA商用网络，而中兴同年才刚刚签订其全球第一个WCDMA试商用合同，但从2005年全球WCDMA进入大规模商用的时点看，中兴对节奏的把握仍然相当准确。
好戏还在后头。由于运营商对建设WCDMA网络并不如预期那么踊跃，便导致西方公司的商业模式开始捉襟见肘。它们本来希望通过不断升级的新技术来弥补前期在技术上的投入，并将可能的追随者远远抛在后面，但现在缓慢的进展给了中国公司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