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国网通先后于2002年和2004年上市），中国政府又不能不网开一面，以使投资者对两家运营商的未来更有信心。
于是，从1997年第一张小灵通试验网开通，到2001年年底有条件允许小灵通在遵照“不得在京津沪穗四地开展业务”这一底线的前提下存在，并承诺不在2002年年底之前收回小灵通所使用的频率，中国政府对小灵通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其戏剧性可以从几乎为小灵通而生的UT斯达康这期间的股价表现上略见一斑。
2000年3月3日，UT斯达康公司在纳斯达克挂牌当天，升幅高达278％，创下当日纳斯达克股市升幅的第二高纪录，而这期间正好是小灵通通过当时的中国信息产业部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认定。同年5月底，信息产业部的一纸关于小灵通项目缓建待审的发文却将UT斯达康挤到了生死线上，其股票狂跌45.92％，总市值一天蒸发掉了200亿元人民币。但随后政府关于允许小灵通有条件存在的表态又令其市值在一天内回升了100亿元人民币。
这种几乎完全建立在少数人喜好之上的随意性，让大多数曾经指望在这个领域大赚一笔的厂商，都在不久之后开始放弃，习惯于主动出击的华为尤其受不了，很快在反对声中放弃了小灵通，转而继续做“技术含量更高”、可以向3G过渡的CDMA 450。中兴的兴趣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但即使在最悲观的时候，侯为贵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判断，保持着“试试看”的心理。
但就在全球通信业坠入深渊的时候，转机却不约而至：市场的力量和TD-SCDMA迟迟达不到商用标准的事实，让政府最终不得不采取了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随即小灵通的价格优势很快得到用户认可。1999年，中国的小灵通用户还只有几十万，但到2003年上半年这一数字就已经接近2 000万，而同期开始大规模商用的中国联通CDMA则晚了将近一年才达到这一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