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从几乎为零增加到同样规模，则仅仅用了5年时间。1999年，固话用户数仅仅增长了不到20％，但移动用户数的增长却超过了100％。
就在这一年，从中国电信分拆出来的中国移动正式诞生，而另一家移动运营商中国联通则早在1994年就已经成立。随即，中国移动在香港通过再融资成功募集了75.6亿美元（3年前公司尚隶属于中国电信时，就已将广东与浙江两省业务在纽约和香港实现了上市），同时中国联通也在香港和纽约成功上市，募集资金达到56.5亿美元。1998年，中国移动的用户数就超过了2 000万，两家运营商都为新时代储备了雄厚的资金和足够的商用经验。
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这样的现实：现有两家运营商采取的是以诺基亚、爱立信等欧洲公司为首的设备商提供的GSM设备，但以高通（高通公司，简称高通）为首的北美CDMA阵营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进入中国市场的努力，而且也已经推出了相应的试验网络。
与此同时，期望在快速增长的移动市场分得一杯羹的还有在财力上强大得多的固网运营商。尽管它们没有移动牌照，而且在短期内似乎不太可能获得牌照，但它们采取了一种类似打擦边球的方式，即引入在北美、欧洲和日本都已经有一定市场的无线本地环技术，以减缓客户流向移动运营商，为未来进入移动领域作准备， 1997年，在浙江推出了第一个试验网。
在这三种力量中，GSM显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不但名正言顺，更重要的是，由于它早在1992年就首次商用，并在1995年前后进入大规模商用，在市场上处于绝对占优的位置；而CDMA则到1995年才首次进入商用，1998年后才进入大规模商用，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只有GSM的1\/4左右。小灵通虽然在技术上很落后，但被认为比GSM和CDMA的辐射都要小，符合健康的需求，何况由于它的研发成本很低，加上可以避开中国政府对移动通信话费标准的监管（特别是实行单向收费），使得它获得了通话费比GSM和CDMA便宜得多的优势。
对中兴而言，最理想的选择毫无疑问是GSM。公司也的确一度希望在这个领域大干一场。从纯粹产品研发的角度看，它的确做到了。1998年它才真正大规模投入这个领域，1999年晚些时候便拿出较为成型的产品，并拿到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入网证。但当它尝试着将产品卖给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时，却遭到了冷遇，这两家运营商显然对于采用没有经过市场检验的产品尚存有顾虑。另外，这一时期可观的ARPU值，即单位用户平均话费额，使它们不必在设备和建网费用的多寡上过于敏感，相比而言，它们更在乎系统的质量。比中兴稍早拿到GSM入网证的华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运营商们的顾虑并非毫无道理，即便在全球范围内，GSM也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不像程控交换机的孕育时间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技术已经达到近乎完美的地步。另外，爱立信等西方公司的公关或许也起了作用。
在将中兴从一家来料加工企业锻造成年合同销售额超过50亿元的中国主要固定电话设备商的过程中，侯为贵深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作为一家中国公司，要想在中国市场上打败西方公司，就必须充分利用土生土长的地缘优势，比它们更虚心地听取客户的意见并更快速地采取行动。
“客户永远是对的，他需要什么，你就应该给他什么，而不是先造出一个产品，然后去寻找可能需要它的客户。”他总结出这样一条屡试不爽的规律。相反，西方公司则力图将用他们的标准制造的产品原封不动地卖给中国运营商，而不愿作出任何有针对性的改动，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由于中兴已经同固网运营商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关系，这有利于侯为贵针对他们采取倾听策略。几乎是从1997年决定向无线通信转型开始，中兴就将固定网络的无线接入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这对中兴而言，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它让公司可以尝试着利用既有的客户关系。尽管基于CDMA的无线接入方案不久后被政府叫停，但当1999年的重组开始后，中兴很快就从小灵通找到了切入口。
“我和固网运营商进行了沟通，知道他们对进入移动市场有强烈的需求，而从短期看政府不可能刚刚将移动业务从中国电信剥离出来，很快又给中国电信发移动牌照，小灵通技术在日本的成熟应用让他们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形成用户规模。”他力图以此说服质疑者。
从一开始，这样的质疑就没断过，而质疑的主要焦点便是小灵通的技术落后。这种质疑最后很可能对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的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确，如果不考虑固网运营商在短期内无法获得移动牌照的事实，在全球运营商都在积极投资3G的背景下，进行这样的投资很难摆脱重复投资的嫌疑，而且中国提出的3G国际标准TD-SCDMA已经获得认可，中国政府必须为其预留足够的频率。但同时，即使出于固网运营商上市融资的需要（中国电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