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GSM仍然是市场主流、3G还是明星时，它却妄想提早在4G时代胜出），加上财务丑闻的后遗症，它再也没能从这场危机中缓过来，直到在下一场危机中走向坟墓。
至于摩托罗拉，虽然在此时终端扮演了救星的角色，让它比其他系统设备商亏得更少些，并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坐着全球手机的第二把交椅，在2005年前后还再度凭借一款RAZR手机实现昙花一现式的复兴，但铱星系统上高达数10亿美元的亏损其实早已让它元气大伤。这次危机中，来自创始人家族的克里斯托夫·高尔文（Christopher J·Gawin）在2003年被迫辞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职务，从此这家公司与创业家的使命再无关联，只能在完全职业化的市场的惊涛骇浪中漂荡，在2006年后便一日不如一日。
诺基亚又如何？尽管它是2001年度唯一赢利的大型设备公司，但2006年也不得不将竞争力日益减弱的系统设备部门分离出去。诺基亚的手机部门在随后的几年里继续保持王者的势头，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损失呢？也许正因为它在2001年遭受的损失比其他公司小，延缓了它进行反思的时间，才没有躲过2008年的这场危机，几乎在一夜之间，一大群新的对手围绕在它身边，而在2001年的那次危机中，它可能还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对手的存在。
如果说有谁经历了这次危机而变得比过去更加强大，那一定非爱立信和思科莫属了。不用说，两家公司过去都非常强大且自信，不过当它们最终被危机当头棒喝，进而认识到现实的严酷后，都展开了公司创建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革行动，不但采取裁员等短期的手段，还对自身的商业模式和行业的未来进行了反思。结果是，它们都认识到了服务对于整个行业的重要性，并将ICT（信息通信技术）作为行业的方向，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公司的战略与业务。
但爱立信和思科并非真正的受益者，那些真正能够在危机中置身事外，甚至业绩表现得比过去更好的公司，才堪称最大的受益者。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公司，那么它们一定来自中国，中国经济在这次危机中所体现出来的抗跌性让世界惊叹。甚至可以说，没有这场泡沫化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危机，也许中国公司崛起的道路会艰难漫长得多。
作如此判断主要是基于下面的事实：
泡沫化过程将几乎所有西方设备公司和它们的客户都卷入其中（如果不考虑它们的中国客户的话），由于沉溺于资本神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技术及其商业化本身，而泡沫的破灭，又进一步消耗了整个产业链的力量，使得3G甚至4G的进程大为延后，这为尚处于从有线时代进入无线时代的中国公司留下了追赶同行的宝贵时间。
当中国公司在国内市场完全站稳脚跟，开始开辟国际市场时，国外几大公司却在忙着休养生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其核心—发达国家市场上，这无疑大大降低了中国公司在新兴市场开疆辟土的难度。
中国在互联网、3G、光纤等产生泡沫的主要领域（除了3G）起步较晚，所以在危机爆发时，该领域相对于整个中国经济而言，还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中国资本市场的欠发达性也使得其因祸得福，避免了过度膨胀。所以，在整个危机期间，除了2002年因为电信业的重组导致的需求暂时受影响外，其余时间中国都在全力实现移动通信化，这无疑为面临从有线到无线转型的中国公司提供了一个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离的成长温室。
不过，事实也不尽然，在2001年上半年，之前一直像钱伯斯一样乐观，并采取了相同激进的行动（招兵买马）的任正非，最终也在感受到寒意后发出了《华为的冬天》的呐喊。2002年，华为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
但是，这一切基本与侯为贵和他的中兴公司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