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09 年第二季度，中兴在全球CDMA市场的份额（按容量）达到25％，仅次于阿尔卡特朗讯的30.1％，到2010年中兴甚至可能以29.3％的份额取代阿尔卡特朗讯成为新的冠军。
在WCDMA领域，中兴也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继香港CSL和中国联通之后，公司还相继赢得土耳其最大移动运营商Turkcell白俄罗斯子公司、土耳其第三大运营商AVEA、越南第一大运营商Viettel和第二大移动运营商Vinaphone、印尼第一大运营商Telkomsel等多份GSM\/WCDMA合同，这些国家均为人口排名全球前20的大国，未来潜力巨大。而在金融危机之前，人们还认为中兴在该领域只是一个二流的供应商。
在LTE上，在金融危机之前，人们同样认为中兴尚无足轻重，但现在中兴已经是公认的领先者—在美国知名分析机构Gartner发布的一份全球LTE设备商竞争力评估报告中，中兴首次进入前三名，而且仅在两个指标上稍逊于爱立信和华为。订单正纷至沓来。2009年9月初，中兴与CSL宣布在不久的将来推出亚洲首个LTE的商用试验网络。从那以后，中兴签署的LTE网络订单已经接近10份。
就连在传统的GSM领域，中兴也势如破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GSM就一直是无线通信最主要的增长动力，而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会占据庞大的规模基数，但中国的公司始终只能占据微不足道的市场份额，即便在国内市场也是如此。但过去几年来，中兴在该领域一直保持着成倍增长的势头。到2009年上半年，中兴在全球GSM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18％，仅次于爱立信和华为。
侯为贵一直希望中兴能够成为一家系统设备与终端兼顾的公司，因为他认为终端的更换速度远快于系统，而这将为公司在通往100亿美元级公司的道路上提供足够的规模市场。他本来希望中兴在2011年晚些时候，能够进入终端厂商前五的位置，但随着摩托罗拉这一最接近的对手遇到困难，中兴在2009年第四季度就已实现了这一目标。
从所有方面来看，现在中兴所处的位置是空前的有利。过去即便是免费赠送，一些重要的运营商也不会将订单给中兴，他们通常都会选择两三家经常合作的供应商，但现在形势发生了逆转，随着中兴成为事实上的无线三巨头之一，那些运营商甚至主动向中兴伸出橄榄枝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似乎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人们对中国公司的期望也正在提高，比如说它们能否在新一轮的全球整合中扮演整合者的角色，从而将中国的成本优势进行输出，以拯救举步维艰的西方设备商。在北电破产之前，市场上就有过中兴将收购北电或者摩托罗拉手机部门的传闻，对此，侯为贵只好一一进行辟谣：“收购摩托罗拉或北电并不适合中兴，因为整合后的优势并不明显，甚至无法收回成本。”
但无论如何，对那些身处海外一线的中兴员工来说，变化是显著的，就像其中一位所说的：“毫无疑问，西方世界构筑的防御坚冰已经开始融化。”
这一点在侯为贵身上体现最为明显。当扎菲罗夫斯基正到处为公司寻找潜在买家时，侯为贵已经开始为中兴开辟新的蓝海了，他像谷歌等大多数当今伟大的企业一样，将目光投向了新能源。虽然中兴在通信设备领域跻身全球顶级厂商只是时间问题，但他希望中兴拥有更加坚固的未来，能够在中国通往世界超级强国的道路上抓住更多的机会，而新能源显然正是这样的机会，就像25年前他抓住中国大兴基础建设的机会，压准通信业一样。
当扎菲罗夫斯基逐步将自己逼向绝境的时候，侯为贵正陶醉在印尼之行的所见所闻中。“如果你有机会到印度尼西亚，一定不要忘了到位于太平洋中间的新几内亚岛看看！这个岛属于印尼的国土，面积约50多万平方公里（相比起来，海南省3.4万平方公里，台湾省3.6万平方公里），人口却只有200来万，在那里搞1万平方公里，即100万公顷（的棕榈种植）一点问题也没有！”
当他说这些话时，双眼发亮，如同一个导游在作激情的现场解说，同时他还算着这样一笔账：在过去的十几年，棕榈食用油的利润率都稳定在20％以上，而如果转化为生物柴油，利润率则仍然可以达到8％，远远高于中兴的4％。
“你瞧，这是一个风险很小的生意。如果食用油的需求旺盛，我们可以卖食用油，如果需求饱和，我们就可以转化为生物柴油，只需根据利润率的波动进行调整，背靠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这样一个大市场，永远不会有过剩。”
说到这里，他双眼充满向往，仿佛已经置身于未来那片广袤的棕榈林中，俨然忘记了金融海啸对电信业产生的破坏性冲击，忘记了眼前的纷纷扰扰，也忘记了那场宴会中的人和事—那场宴会中的大佬已经有3位离开了或即将离开所在的公司，他们是阿尔卡特朗讯首席执行官陆思博、北电首席执行官扎菲罗夫斯基、诺西首席执行官白伟贤，离开的原因大同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