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的离开感到难过，但为巩固领导层以应对当前不利的经济局面，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决定。”他伤心地说。
至此，人们开始相信关于北电可能会破产的谣言并非空穴来风。而扎菲罗夫斯基自己大概已经认识到，现在的问题远不再只是能否“重振雄风”，而上升为“生死攸关”了。出售城域以太网业务的进展迟缓，让他不得不采取更加无情的行动，即便是完全否定过去几年一直奉行的路线也在所不惜，也就是说，只要有人愿意买，即使是将公司重点压注的WiMax和LTE出售也在所不惜。实际上，2009年新年过后不久，人们已经开始议论公司在为WiMax寻找合作伙伴的传言。
这是又一个不祥的征兆。在上任后不久，扎菲罗夫斯基就果断对公司的业务进行了精简，并确定了WiMax和LTE为公司投资的重点。为此，他甚至卖掉了当时市场的主流产品WCDMA。
但不管怎么说，这都表明这家公司已经失去了自信，它已经不起任何（哪怕是非常小）的风波。而让它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漫漫长路的，正是原本在它骨子里的自信灵魂。随着这一灵魂的失去，当所有的指针都指向1月15日时，它几乎没有经历过任何挣扎。
虽然北电当时还有24亿美元的现金，但是这些资金分布在全球，在加拿大总部的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而且其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员工养老金这类无法动用的资金，而所有可以马上调动的资金，则刚刚够支付同一天到期的一笔长期贷款利息。与此同时，公司的总负债超过60亿美元。恐慌一旦产生，便再也无法阻止。
破产的消息一经公布，北电股价下跌超过76％，跌至每股7.5美分，而该股票股价在最辉煌时期曾一度高达860美元。北电也因此创造了一个世界之最：金融危机以来，它成为全球第一家宣布进入破产保护程序的主要高科技企业。
在随后的时间里，那些对北电的过去怀有深厚感情的人，包括扎菲罗夫斯基本人在内，在某些时候甚至还存有一丝侥幸，那就是公司可以利用破产保护的时间通过重组重新站立起来。他先后两次对加拿大政府展开游说，希望政府可以向公司提供一笔援助资金。但政府部长们坚决采取了不理不睬的态度，他们认为北电现在的局面是管理层一手造成的，谁也不愿意在这非常时期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
与此同时，一位北电前管理人员、60岁的约翰·麦克法兰（John Mcfarlane）召集了20多位前公司高管开会。与会的高管很多都在北电工作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经历过北电最辉煌的时期，大家希望通过外部投资来接管公司的大部分资产，以避免北电在市场上消失。最后，所有的希望都落在了中国的华为身上，麦克法兰希望华为可以成为北电的一个战略投资者，但最后对时局越来越谨慎的华为还是决定放弃与北电的合作。
于是，百年北电最终沦落为遭鳄鱼吞食的猎物，在毫无反抗之中，身体被一块块撕咬肢解。宣布破产半个月后，北电决定放弃WiMax业务；2009年6月，诺西宣布打算以6.5亿美元购得北电的CDMA和LTE业务， 7月，新的鳄鱼爱立信出现，以11.3亿美元成为最后赢家；11月，爱立信再次以7 000万美元买到了北电在美国和加拿大的GSM业务；运营商VoIP（网络电话）和应用解决方案部门以2.82亿美元卖给了Genband（杰恩邦得）公司；光纤网络业务以7.69亿美元卖给了Ciena公司；企业网络部门以9.15亿美元卖给了 Avaya（亚美亚）公司。
现在，北电终于拥有了充沛的应付危机的现金，但公司已经荡然无存。而扎菲罗夫斯基也不再属于这家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许人们将这样记忆有关他的一切：上任3年多，亏损70多亿美元，用雄心将公司送进坟墓。
旧金山投行Collins Stewart LLC（高林斯特）的分析师阿肖克·库马尔（Ashok Kumar）可能是仅有的几位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的人之一：“他临危受命，接手时就是一个烂摊子。也许现在这个结果就是最理想的，为公司资产和员工找到合适的收购方，然后继续前进。”
但无论如何，一家在某种程度上堪称高科技领域的骄傲的公司走进历史已不可避免。中国公司从此少了一个主要的对手，身处中国的侯为贵在此间与扎菲罗夫斯基完全不同的命运，算是对这一变故的最好注脚。
在一年之前的那场夜宴上，他和扎菲罗夫斯基曾经有过相交。但那次夜宴并没有给两人留下多少印象。一年后，我在台风“莫拉菲”登陆深圳的两天前到中兴，在中兴的深圳总部见到侯为贵时，还是经过反复提醒，他才勉强记起。
“你说的是那次呀！嗯，我差不多忘了。”侯为贵如是说。
虽然在某些瞬间他也可能有过扎菲罗夫斯基式无法把握命运的焦虑，特别是当中兴在华为挑起的3G招标价格战中处于不利局面，并引发股价大幅跳水的时候。但他的焦虑又不完全与扎菲罗夫斯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