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复苏期的欧洲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经济出现可怕的大滑坡，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遭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德国，该国经济在1928年前后近乎完全崩溃，全国失业人数高达600万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希特勒的纳粹党迅速崛起，在四年后很轻易地夺取了政权。希特勒在国内取消民主自由，煽起排犹运动，加强国家对大型企业的控制，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产业政策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和基础产业，“熟练的工人进兵工厂，不熟练的工人修筑高速公路”。在这种“大炮代替黄油”的政策下，重工业畸形繁荣，失业人口锐减，一个超级军事强国十分恐怖地诞生了。相比较，新成立的苏联也以强势的国家力量干预经济，大力发展重工业，同样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主义渐成欧洲政商界的主流意识。
大洋另外一端的美国，也在1929年前后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这一年在任的美国总统就是30年前与英国人联手骗走开平矿务局的那个赫伯特·胡佛。在过去的将近10年时间里，没有受到世界大战波及的美国一直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美国开始确立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到1929年，美国家庭已经每户拥有一辆汽车，电冰箱、电扇、洗衣机、烤箱、收音机等家用电器迅速普及，股票市场空前繁荣。在不到4年时间里，道琼斯股票指数上涨了3倍。可是就在这一年的10月24日，纽约证交所突然爆发可怕的大崩盘，史称“黑色的星期四”。从此，美国进入持续4年的经济大萧条，8.6万家企业破产，5 500家银行倒闭，失业人数从不足150万猛升到1 700万以上，占整个劳动人口的1\/4，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1913年，道琼斯股票指数从1929年9月最高的381点到1932年7月的最低点41点，下跌了89%。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遭到空前质疑。
发生在德国、苏联以及美国的这些景象，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变革思潮。在晚清40年，强调国家控制的官商逻辑是主流，而民国最初的16年，则是管制宽松的民营经济黄金年代。到1929年前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转变，国家主义再次抬头，中国经济从此进入另外一个新的成长时期。
在对这一国营企业建设热浪的观察中，一个让人很好奇的问题是，国民政府的投入资金是从哪里来的？
一个大规模的工业振兴运动需要巨额的资本金投入，这是一个常识。在130多年的中国经济史上，国家在干预经济的初期，资本之匮乏是一个共同的难题，而不同的决策人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晚清的洋务运动靠的是对外大举债和鼓励民营资本的参与，因此有了官督商办的体制。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毛泽东靠的是苏联援助、对农业收入的吸取转移和“勒紧裤腰带”。1978年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起初也曾寄希望于引入600亿美元的欧美资本，建设120个重大工程，在初衷落空后，被迫转而在南方开放“特区”窗口，试图引进香港华人资本以及扶持乡镇企业的体制外崛起。对于1928~1937年的国民政府来说，资本投入同样乏力。
根据《剑桥中国史》的记录，在这10年中，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为57.29亿元，仅占其实际支出总额的79.4%，其余部分不得不举债度日，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入不敷出的政府。即使这为数不多的财政收入，也绝大部分用于军事及债务支出。数据显示，10年间政府的军事及债务支出高达53.22亿元，相当于其实际收入的92.9%——在这个意义上，蒋介石政权实际上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军政府”。据此可见，财政对国营企业的投入十分可怜。
在外资引进方面，政府的成绩也十分糟糕。在整个30年代，西方世界陷入严重经济危机，根本无力东投。10年中，国民政府中央一级机构仅借外债17项，实际债额1.61亿美元，年均1 600余万元，比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所借外债少许多，与其计划利用外资目标相去甚远。
在内财政不足，在外引资乏力，那么，数以千计的国营工厂是靠什么建起来的？国民政府的经济领导者到底有怎样 “以小搏大”的财技？秘密埋在下面这些地方：
第一，发行高利率公债，把民间资本圈进来。10年间发行的20多亿元公债成为军事和经济建设的重要血源。用陈光甫的话说就是，“年来国外无新投资，自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全恃内债抵充，预算不敷”。
第二，大量接收“逆产”。这又是一个“无本生意”。政府出台《处理逆产条例》，规定将北洋政府所有的国营企业全部收归国民政府所有，连北洋军阀在企业中的个人投资也予以没收充公。据此，政府相继接收江南造船厂、上海兵工厂、汉冶萍钢铁联合体、中原煤矿等众多企业，晚清及北洋政府的所有国营成就全部收入国民政府囊中，一个所谓的“战地政治委员会”还把黎元洪、张作霖、张勋等老军阀在棉纺、煤矿等企业中的私人股份也一一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