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整顿国内金融秩序上的作为也有成效。在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各立征税门类，厘金制度无比混乱。更糟糕的是，货币没有统一，金块、银元宝、“袁大头”以及各种成色不等的银元、纸币都在流通，而且没有统一的货币标准和兑换制度。1928年7月，国民政府召开全国财经会议，提出以银元为基本单位、最终实现金本位制的改革方案，10月，成立中央银行。一开始，宋子文想把前身是大清银行的中国银行就地改组，遭到张公权的反对，于是另组央行，这也为七年后孔祥熙突袭中国银行埋下伏笔。金融改革的推进很艰难，1931年废除了流弊深重的厘金制度，1933年取消了银两单位制，同年成立票据交换所，担负起银行间账目结算的职责，之前这一功能由英国汇丰银行承担。最终到1935年11月，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实行“法币改革”，从而确立了统一的货币体制。
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国民政府推行的是坚定的计划经济模式和优先发展国营企业的战略。
国民党政府的计划经济思想来源于“国父”孙中山。他历来主张大力发展国营经济，使国家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孙中山全集》中处处可见类似的表述：“如欲救其弊，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故在吾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何谓制造国家资本呢？就是发达国家实业是也”；“中国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就是外国的社会主义”；“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令全国人民都有工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奉行的正是这一孙氏主张。
不过在1928年前后，在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毕竟在过去的16年里，民营资本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今改弦更张，事关重大的国策变更与利益调整。在当年6月份的那次全国经济会议上，各项产业议题的讨论都出现了分歧。当讨论到钢铁、铁路、矿产等重大产业的发展思路时，有人主张“遵总理（孙中山）计划，将钢矿油矿及各特种矿收归国有，以实谋利益均沾政策”，“厉行收归官办，实为治本办法”。有人则认为“欲铁路发达，政府宜放弃国有政策，除个别重要干路外，悉委诸商办”，“实施矿业自由主义，并力行监督保护政策”。还有一种妥协的方案是，“由政府韧办，一旦办有成效，再行售归商办”。
在讨论设立中央银行的议题时，当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存档的《全国经济会议专刊》中，记录了当时的争论景象。姚咏白说，“筹设国家银行，须先筹官股，办有成效后，再改商股”。叶熏说，“国家银行应与人民合作，则股本可由各团体分任”。陈行说，“无论官商合股或纯粹商股，苟政府有力干涉，则无所不可”。李鸣说，“自大清银行以来，均系中央集权制，因政治不良，故其实际不能表现，是政治不良并非银行制度之不良，现在总以国家银行制度为原则”。周亮说，“反对官办，不得已则宜官商合办，取董事制”。还有一个戴霭庐委员索性“掏糨糊”，说“组织股份公司自由买卖，不必表明官商合办”。各人观点之差异，于此可见。
在政府决策层，对国家主义的坚定已经成为一个国策。蒋介石便认为“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全国经济会议两个月后，政府发布《训政时期施政宣言》，其中明确写道：“若夫产业之有独占性质，而为国家之基本工业，则不得委诸个人，而当由国家经营之。此类事业，乃政府今后努力建设之主要目标，并将确定步骤，以求实行。以国民急切之需要而言之，必须首谋开发社会经济所赖以为发动之基本工业。”在这段文字中，由国营资本控制重要产业，并进行优先发展的战略已经描述得非常清晰。那么，所谓的“基本工业”又包括哪些产业领域？在与《训政时期施政宣言》配套的《建设大纲草案》中有详尽的列举：“凡关系全国之交通事业，如铁路、国道、电报、电话、无线电等；有独占性质之公用事业，如水力电、商港、市街、市公用事业；关系国家前途之基本工业及矿业，如钢铁业、基本化学工业、大煤矿、铁矿、煤油矿、铜矿等，悉由国家建设经营之。”所列领域，均为能源、资源型的上游产业。很显然，国民政府的思路与晚清盛宣怀的国营理念如出一辙，其未来轨迹及命运竟也毫无意外。
在这样的决策下，理论与口号迅速被文本化为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计划与运动。在《建设大纲草案》之后，政府又先后拟订“基本工业建设计划”（1928）、《实业建设程序案》（1931）、《国家建设初期方案》、“实业四年建设计划”（1933）、“重工业五年计划”（1935）、《中国经济建设方案》（1937）以及发动新生活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等。众多大型的冶金、燃料、化工、电气及军工企业在这段时间创建，形成了一个国营工业高速发展的高峰期。
除了种种内因之外，蒋介石的国家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选择，还与当时的世界形势颇有关系。
在20世纪20年代，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