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国内贩售，杜月笙的鸦片生意还融入了全球市场。在这方面，他得到了上海法租界当局的暗中支持。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宋家王朝》中描述了这条通畅的“全球销售网络”：杜月笙的很多海洛因都是通过官方渠道进入法国大城市的，由于上海法租界由河内管理，而不是直接由巴黎管理，这就构成了一个从上海到河内、西贡进而直到马赛黑社会的阴暗交通网，这个网由科西嘉人强大的“科西嘉联合会”所控制。这个联合会有一个更通俗的叫法是“黑手党”。伊洛娜·拉尔夫·休斯认为：“杜月笙是强大的国际贩毒集团的中方伙伴，这个集团的活动范围已扩展到太平洋沿岸加拿大、美国和拉美各国。” 美国警方曾经收缴到来自中国的毒品，“五盎司一听的海洛因盒子上，都打着全国禁烟局的各种官方印记”。据西格雷夫的记录，有人甚至计算认为，当时全球的八包海洛因中，就有七包出自杜月笙之手。
靠蒋介石慷慨的毒品专营，杜月笙赚到了最多的钱，他以同样的慷慨方式回报前者。在1935年，他出资向美国柯蒂斯–莱特公司（Curtiss-Wright）订购了120架军用飞机，全数捐赠给国民政府。1936年，为了庆祝蒋介石50大寿，杜月笙送飞机一架，并将之命名为“上海禁烟号”。
天下之事，皆有因果。虞洽卿及中国商人阶层的商运沉浮，都可从1927年春季的那次“交易”探出端倪。
后世很多史家往往把上海商人与蒋介石的结盟，看成是一种害怕和胆怯的心理——与其面临革命的威胁，莫如求助于独裁者的庇护。不过，事实未必这样简单。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描述过的，在“四·一二”事变发生前几年，企业家阶层出于对军阀统治的失望，已经对强权政治采取了一种明显迁就的态度，并对专制产生了一种怀念之情。他们并不是单纯地由于害怕或走投无路，而投靠蒋介石集团并听从他的任意摆布，而是因为他们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充满了希望。与此同时，新崛起的劳工阶层又让他们感到陌生和恐惧，这更加增强了他们寻求国家强权保护的愿望。
上海企业家在“悲剧之月”的集体抉择再次证明，丧失商业力量的自主权，对政治权力的投靠是危险的，与权力结盟的结局将导向一条必然的被奴役之路。虞洽卿、张公权等人自以为与时俱进，其实是在大踏步地倒退，先是退到出发的地方，最后退至悬崖的边缘。白吉尔评论说：“这些人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也最现代化和较具有民主理念的分子……在1927年，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同时也是对其自身的背叛。由于他们放弃了一切政治权利，便很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打击，而这种权力又正是由其帮助才得以恢复的。”斯言悠悠，可谓泣血之论。“理想落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终于成为笑谈。”民国诗人穆旦的这句诗大概可以概括那一代有公共理想的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们的共同心境。
1927年的中国企业家，很像杭州诗人戴望舒在那年夏天写的《雨巷》中的那个结着愁怨的女子：“她默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尽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
自清王朝覆灭之后的自由时光，对企业家阶层来说，宛若一场被暴风雨惊醒的春梦。他们不会料到的是，历史只给了他们这一次机会。仅仅16年，“中央”又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了。它是被呼唤回来的，它被欢呼、鲜花和金钱所簇拥，这一切都是自愿的，尽管这些人中的一大半不久后就开始后悔了。
在被彻底“征服”之前，他们也曾经试图反抗。
【企业史人物】
菊生印书
1927年10月17日，五条大汉持枪闯进上海极司菲尔路（现名万航渡路）的一处民居，绑架了正在吃晚饭的张元济（1867~1959）。绑匪索价30万元。有一个绑匪看见张元济穿的毛衣上面有一个破洞，觉得很奇怪，就问：“你这么有钱的人也穿破衣服呀。”张元济真的不是有钱人，被绑架后，全家变卖了股票、首饰，仅凑足5000元，绑匪的赎金从30万元降到15万元，再降到10万元、5万元、3万元，六日后只好以1万元放人。
穿着破洞毛衣的张元济确实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商人。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文化产业曾经创造过一个惊人的奇迹：上海一年的图书出版量竟大于美国全年的图书出版量。奇迹的创造者就是张元济和他领导的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是浙江海盐人，号菊生。他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为官期间，他与比他小一岁的翰林院编修、同年同省进士蔡元培共忧国事，颇为交好。1898年，张元济的官房走进一个刚刚获得任命的新章京，他就是名动天下的维新派魁首康有为。张元济、蔡元培积极参与康梁变法，戊戌政变后，张元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于是受盛宣怀之邀到上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