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会和钱业公会的影响力筹措军饷，所筹资金以年利率2.5%的国库券发行，以海关余额作为担保。33年后，陈光甫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专家朱莉·豪说：“我当时主要的想法是要推翻军阀的统治。我相信国民党能够带来和平和国家的繁荣。我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上海实业界的看法。”
据时任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鲍威尔在回忆录中记述，蒋介石的事变计划还得到了租界方面的支持。后来充当了事变“急先锋”的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要求法国租界当局“至少要支援他5 000支枪，以及充足的弹药”，他还要求公共租界允许他的人通过，因为把人和弹药从中国地界运到另一个目的地，无法不经过公共租界。他的请求都得到了满足。
后来的事实证明，上海企业家阶层与新的军事强人蒋介石达成的政治合约是：企业家向蒋介石提供足够的资金，后者则以武力消灭“暴乱”的工人组织。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决定。自晚清以来，从洋务派、维新派到立宪派和自由主义学者，从李鸿章、盛宣怀到张謇，从梁启超到胡适，几乎整整两代人试图以渐进变革的方式把中国带入富强的轨道，甚至到北洋军阀政权的袁世凯、曹锟之辈，虽然搞出了称帝和贿选的大闹剧，但也始终没有越出议会制度的体系底线。但是，在1927年的春夏之交，上海的企业家阶层却最终放弃了和平的道路。
在幕后交易达成之后，接下来发生的悲剧就无比血腥和不堪回首。
3月31日，虞洽卿向上海各报投递一份公然反共的公告，内称：“名曰共产，实则破产，甚至假借名义，隐图侵占……所举我蒋总司令烛照阴谋，立施乾断，妖雾既消，澄清可待。”4月2日，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上，与会者提议“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吴稚晖发表“弹劾”共产党文告。至此，国民党开始“清党”。4月9日，蒋介石成立上海戒严司令部，禁止罢工、集会和游行。
4月11日深夜，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青帮杜月笙、张啸林诱至杜宅，进门就用麻袋罩住，活埋于城郊枫桥。第二天凌晨，杜月笙、张啸林门徒臂缠白布黑“工”字徽章，向工人纠察队驻地攻击，国民党部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工人武器枪支1 700余条，死伤300余人，是为震惊天下的“四·一二”事变。
当日，虞洽卿以及陈光甫、钮永新等四个名列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的知名商人宣布辞职，国共破裂与工商决裂同时昭示天下。在其后的两周内，白色恐怖笼罩上海，超过5 000人被枪杀或失踪，这是自剿灭太平天国以来，60多年中最大规模的城市屠杀。中国共产党和总工会被宣布为非法，从此，共产党的主要活动向农村转移。
“四·一二”事变之后，虞洽卿、陈光甫等人持续筹款资助蒋介石。在初进上海的那段时间，国民政府每月军政费开支达1 100万元，而收入不足300万元，缺口全数由企业界填补，仅4月底前就分三笔输送1 600万元；5月，通过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的方式送上3 000万元；10月，再送2 400万元；1928年1月，又送1 600万元。张公权在晚年撰写的《年谱初稿》中说：“自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至十七年（1928年）六月，此14个月之内，国民政府共发行国库券与公债合1.36亿元，均由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陆续发售，其中以中国银行所占成分最大。”蒋介石得如此巨款襄助，自然如虎添翼。很显然，在这次影响了现代中国进程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中，虞洽卿、张公权、陈光甫等人在金融援助、拉拢商界以及慰抚租界当局等方面，为蒋介石政权出了大力。这些中国商业界的领袖人士，最终选择用一种暴力血腥的方式来“解决”商人阶层与劳工阶层之间的矛盾，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切齿黯然的讽刺。他们借蒋氏的枪炮爽快地达到了清除异己的目的。
然而，他们不会想到的是，这竟是另外一出更大悲剧的开幕。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次接一次爆发的革命，有着必然的合理性，也伴随着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它混合了各种动机的诉求与欲望，如同没有河床的洪流，冲决一切羁绊的同时也带有严重的自毁倾向。1927年发生的景象就是如此。蒋介石集团在夺取政权后，革命迅速转变为自身的敌人，被许诺的自由转变成父权式的专制。企业家在这期间所经历的震惊和痛苦可想而知，他们与政治力量的崛起息息相关，但又与随后的铁血统治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