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矿务局从筹建到投产，非常顺利，这一切俱得力于唐廷枢的精于管理。他在引进设备之前，对煤矿资源进行了仔细的勘察、化验和计划；订购机器则根据开平的矿山地势，力求实用；在聘请国外工程师时，更是亲自面试，务求来者有真才实学。便是在建矿的过程中，为了运送煤石，唐廷枢在李鸿章的默许下，主持修筑了从煤厂到丰润县胥各庄的第一条“国产”铁路。
在唐廷枢的精细经略下，开平矿务局于1881年出煤，日产约为300吨，第二年总产3.8万吨，到1899年，产量增至77.8万吨，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煤矿基地。从一开始，开平矿务局就与日本公司展开了天津市场的争夺战。当时日本煤炭在天津占据绝对优势，唐廷枢利用地利之便，以廉价杀之。据海关记载，1881年，天津进口日煤1.74万吨，开平煤入市后，进口日煤当年即减为0.54万吨，三年后又降为566吨，市场基本为中国企业所控制。
招商局在长江航运上的两大国际对手，一是美商旗昌；还有一个劲敌是英商太古，太古轮船公司的总买办就是晚清“四大买办”中的另外一个香山人郑观应（1842~1922）。郑观应后来也被招揽进了招商局。在近代史上，此公不但以善于经营出名，更是一个堪称伟大的维新思想家。
郑观应是唐廷枢的姻亲，与徐润是“两代相交近百年”的世交，其叔父等人也为多家洋行的买办。少年时，郑观应就游历过越南、泰国和新加坡等地。17岁那年，他也跟很多同乡一样，到上海宝顺洋行做了一名学徒。到1873年，英商太古洋行创办轮船公司，年轻的郑观应被延聘为总买办。他很有经营谋略，曾经总结出办好轮船公司的十条经验，其中包括用人得当、加速船运周期、降低能耗、多揽客货等等。为了降低能耗和运输费用，他购买的轮船均为烧煤少、行驶速、装货多的新式轮船。在他的经略下，太古轮船公司后来居上，发展得极为迅速。据他自称，“当太古开办之时，只有旧船三艘，力与旗昌争衡，尚属得手，所以逐年添船，获利更厚。”在唐、徐经营招商局的初期，他们的重要对手就是同乡郑观应。
一个很隐秘的事实是，当初唐廷枢为招商局招股，竟暗中说动郑观应出钱入了股，因此，郑观应也是招商局的一个股东。就在旗昌被击溃的1877年，郑观应与太古的合同也正好到期了，唐廷枢竭力拉拢郑观应入局，太古方面出高价挽留，郑观应再三考虑，还是续签了五年雇用合同。在他与唐廷枢的协商下，招商局与太古签订了“齐价合同”，从而以“双寡头”的方式垄断了长江航运，两家公司的利润因此连年大涨。
很快到了1881年，郑观应的五年合同期眼看又满了。招商局又打起这位经营奇才的主意，这回是李鸿章亲自出马，他向朝廷上奏恳请将郑观应“一门好善”的事迹载入广东省志和县的县志以示表彰。奏片刚刚写好，盛宣怀就马上抄录了副本寄给郑观应。这对于郑氏家族实在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情，郑观应自是感激涕零，在回函中表示“感悚交集，非得笃爱深知，曲为详达，时与春嘘，乌能承此”。不久后，盛宣怀又乘李鸿章南下之机，邀郑观应一同到吴淞口拜见了李中堂大人。接下来，唐、徐和盛三人轮番上阵，劝说郑观应转投招商局。
冰雪聪明的郑观应，此时“心若辘轳，殊难臆决”。太古一向待他不薄，英方总经理冷士唯与他更是私交甚笃。进招商局的利弊在他看来也是明摆着的：就职位而言，他在太古是位居华人之首的总买办，进了招商局肯定将排在唐、徐及盛等人之后；就利益而言，也是大大跌了身价。他在给唐廷枢的一封信中说得很明白，“不计薪水之多寡，唯恐舍长局而就短局，有关名誉。”这些眼前的得失倒还不是他最优先考虑的，让他再三迟疑的，其实还是招商局的官商体制。他的顾虑有二：一是“所虑官督商办之局，权操在上，不若太古知我之真，有合同可恃，无意外之虑”；二则是“虽然我公现蒙李傅相器重，恐将来招商局日有起色，北洋大臣不是李傅相，遽易他人，误听排挤者谗言，不问是非，不念昔日办事者之劳，任意黜陟，调剂私人”。
不幸的是，郑观应所虑竟然在日后一一应验，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思虑再三还是决定转投招商局。他说服自己的理由是：招商局目前的经营格局尚不稳健，“若不早日维持，恐难自立，我国无轮船往来各通商口岸，更为外人所欺辱”。最后七字，是来自郑观应的内心召唤。
1882年2月，郑观应与太古的合同期满，3月，他接受李鸿章的委札，就任招商局帮办一职。
三个大买办先后都毅然告别优厚而且能够世袭的洋行生涯，转而为朝廷所用。这在当时商界堪称奇事一桩。日后让人欷歔不已的是，唐、徐、郑三人自投身于官督商办事业之后，其经历竟是同样的坎坷悲情。唐廷枢逝于1892年，据当时人称，“身后萧条，子嗣靡依，未能稍食其报。”也就是说，他没有给子孙留下什么财产。徐润后来被盛宣怀赶出招商局，又经历多年磨难，逝于1911年，所积财富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