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过了一年，王深恐日久生变，瞒着安石，与门客吕嘉问、练亨甫商了一计，将这案件，夹杂在安石划过行的别样公事内，送到刑狱里去。安石还困在鼓里，衙门中的书吏，有和惠卿联络的，忙写信知照惠卿。惠卿捏着这个错处，如何还肯放过？上书直达朝廷，说安石一件事如此，其余可知，请治以矫命罔上之罪。次日早朝，神宗将这道奏疏递与观看，安石力陈冤枉，退朝回家，心内总有些疑惑。便叫王前来细问，王不能隐瞒，才将实情吐出。安石不免埋怨他一番，并说我一世的名誉，为你丧尽了。
王盛年负气，性子甚是躁急，受了安石的埋怨，这一气如何禁受得住！因此终日爵闷，不久生了背疽，医治不愈而死。从此，神宗也觉得安石行为不甚正当，恩眷渐衰。还有个不识起倒的邓绾，深恐安石去了自己没有靠山，上言安石功高，朝廷应该灵用他的儿子女婿，并赐第京师。神宗就将这奏章，交于安石观看。安石一时下不来台，只得奏道：“邓绾身为风宪大臣，反替宰相乞求恩典，未免有伤国体，请陛下重治其罪，以肃官箴。”神宗遂将邓绾贬知虢州。安石经此一事，心内愈觉不安，又因悲痛儿子，举动改常，连疏求去。神宗亦即准奏，以使相判江宁府，寻改集禧观使。安石到了江宁，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福建子”乃是指吕惠卿的，有时且直言惠卿误我。惠卿再讦告安石，并附呈安石私书，有“无令上知”、“无令齐年知”等语。神宗察知“齐年”二字，乃指冯京而言。京与安石同年，故称齐年。神宗遂以冯京为贤，召知枢密院事。又因安石女夫吴充，素来中立，不附安石，擢同平章事，王圭亦由参政同升。吴充请召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又荐孙觉、李常、程显，神宗依奏召用，独知湖州苏轼，为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所劾，有诏逮苏轼入都，下付台狱。那苏轼因何得罪呢？原来他自杭徙徐，由徐徙湖，平居无事，常常借着吟诗，讽刺朝政。
尝《咏青苗》道：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咏课吏》道：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咏水利》道：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咏盐禁》道：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这数道诗传诵一时，李定、舒亶遂藉端进馋，坐他诽谤不敬之罪，意欲置之死地。太皇太后，适在病中，神宗入内问安。太皇太后道：“苏轼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常欣慰道：‘我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因赋下狱，莫非有人中伤他么？”且文人咏诗，乃是恒情，若必毛举细故，罗织成罪，亦非人君慎狱怜才之意，理应熟察为是。”神宗连连答应。吴充也替苏轼力辩。同修起居注王安礼，亦谏道：“自古以来，宽仁大度的君主，不以言语罪人。轼具有文才，自以为爵禄可以立致。今碌碌如此，不无怨望，所以托为讽咏，自写牢骚。一旦逮狱加罪。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神宗道：“朕原不欲深谴，当为卿贷其罪名。但轼已激成众怒，恐卿为之辩白，他人反欲害卿。卿勿漏言，朕即有后命。”同平章事王眆，闻神宗有赦轼之意，又举轼《咏桧》诗，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二语，说他确有不臣马都尉王诜辈，与轼交通声气，居然朋比。还有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等，托名老成正士，实与轼同一举动，隐想联络，均非严办不可。神宗不从，但谪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轼弟辙与王诜，皆连坐落职。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俱罚铜。苏轼出狱赴黄州，豪旷不异昔日，常手执竹杖，足踏芒鞋，与田父野老优游山水之间，且就东坡筑室居住，自称东坡居士。每有宴会，谈笑不倦，时或醉墨淋漓，随吟随书。人有所乞，绝无吝啬。虽供侍的营妓，索题索书，亦无不应，因此文名益盛。神宗以轼多才，拟再起用，终为王眆等所阻。一日视朝，语王眆、蔡确道：“国史关系，极为重大，应召苏轼入京，令他纂修，方见润色。”王眆奏道：“轼有重罪，不宜再召。”神宗道：“既不召轼，且用曾巩。”乃命曾巩为史馆修撰。曾巩进太祖总论，神宗尚不惬意，遂手诏移苏轼汝州，诏中有“苏轼黜居思咎，岁月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等语。苏轼受诏后，上书自陈：
“贫土饥寒，惟有薄田数亩；坐落常州，乞恩准徙常，赐臣余年。实出天恩。”神宗立即报可，苏轼乃至常州居住。
元丰二年，太皇太后忽然生病，神宗连忙召医诊治，亲自入侍，衣不解带的至匝旬之久，尚未见愈。
不知太皇太后能痊愈否？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