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各公使夫人申谢出宫，个个满意，都说西太后雅度谦冲得未曾有。自此次觐见后，国际情形一如曩昔。西太后乃日与政务处大臣商议新政，并下一剀切的上谕道：
世有万变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当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渐变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播迁以还，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劾责。深念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变。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自丁戌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巾。迄今海外逋逃，尚以贵为富有等票，诱人谋逆，更借保皇、保种之奸谋，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得救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酌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睹。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销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非西学之本源也。
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服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语，一能一技，而佐以瞻徇情面，肥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
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学、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兴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特是有治法，尤贵有治人。苟无其法，敝政何从而补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使不分别人有百短，人有一长，以拘牵文义为守经，以奉行故事为合例，举宜兴宜革之事，皆潜废于无形；群旅进旅退之员，遂酿成不治之病。欲去此弊，慎始尤在慎终；欲竟其功，实心更宜实力。是又宜改弦更张，以祛积弊，简任贤能，上下交儆者也。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物穷则变，转弱为强，全系于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遇事偷安，宪典具有，决不宽贷。将此通谕知之。
自是准满汉通婚；命编纂中西律列，定学堂、选举、鼓励章程。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令王文韶充督办路矿大臣，瞿鸿会办大臣，袁世凯充督办商务大臣，张之洞暨伍廷芳充会办大臣。各道上谕，联翩而下。又命奕劻、王文韶与驻京俄使雷萨尔商议，订交收东三省条约。为这一件事交涉，又惹起一大战衅来。小子有诗叹道：
国威荡尽已无余，慎尔邦交尚患疏。
怪底庸奴太不谅，谬伸螳斧欲挡车。
毕竟东三省交涉，为何而起，且看下回便知。
前半回详叙回銮情形，与上文出狩时，大不相同。安即忘危，乐不毖患，是欲其力惩前辙，一除宿弊，不待智者而已知其难矣。在西太后之意，以为外人可以利诱，可以色取，因思假五饵三表之术，为挽回友谊之计。不知西汉之世，朔方只有匈奴，汉室尚称全盛，贾长沙之五饵三表，言或可行，而当时犹有议其非计者。近则环球列国。犬牙相峙，方百出其谋以伺我，岂五饵三表所得而笼络之？是本原固已大误矣。至若维新之诏再下，所行犹是康梁之旧，而谕旨中必欲顾全体面，使国人知此次变法，与前日异趋。吾谁欺？欺人乎？欺已乎？要之西太后之心，一不肯认错而已。惟不肯认错，乃真成为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