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有关文章构成。主要有：
（一）“马上就要反攻大陆……颇为渺茫。一个国家的一切作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
（二）“假如美国今后改换一个方式，把这种经济援助重心，不专放在各国的政府上面，也放在各国的人民，或严格规定凡接受美援者，必须遵守国内言论自由，保障人权，一切案件公开审判，经济政策符合平民大众利益，及司法独立等为前提条件，那我们相信东南亚各国没有一国的人民反对这种干涉。”
（三）“军人生活困难，内心苦闷，实已相当严重。”
（四）“我们兹举几项最需要办的事如下：取消一党专政；取消党代军队；取消浪费青年生命，制造个人势力的青年反共救国团；取消党化教育。”
（五）“司法成了政治乃至政党的工具”；司法者、警察、税吏是台湾的“三害”；“可是在若干台湾人的心目中，统治台湾的是大陆人”；“在中央各院部会中竟没有一个台湾人，这是不是能够使台湾人相信我们自己已经恢复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呢？”
（六）“自古及今，统治者太专横，太霸道，太自私，以至叫人忍无可忍的时候，大家就要冒着生命危险来反抗的。”又：“国民党如果执迷不悟，自私自利，那么只有等待再革命吧！再流血吧！”
用这些文字证明雷震是一再鼓动人民效法韩、土（土耳其）政变，掀起流血革命，企图颠覆政府。
这些引证，在美国或欧洲各国，当然不是什么鼓动人民颠覆政府的叛乱，而在蒋介石看来当然就是叛乱行为了。当然，蒋对雷震以标榜民主、自由为宗旨的《自由中国》，早就皱眉头讨厌了但碍于舆论，仍是一直忍着，从50年代初忍到了1959年，共力个年头。
在蒋的忍耐中，雷和《自由中国》的民主思想日益发展，反对蒋氏独裁和一党专政的呼声，也日益强烈。蒋介石于1956年七十大寿时，便有意地号召“国人”各抒己见，以“集纳众议”，并婉谢祝寿。他说：“婉谢祝寿，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
《自由中国》真的响应了号召。在歌颂蒋氏的开明之后，不免说出几句真言。胡适并选写《述艾森豪威尔总统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奉劝蒋氏做一个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其中有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语句，使蒋介石大为恼怒。对此，由其长子蒋经国出面，于1956年12月，发出特字第九十九号文件，以盖着极机密印记的特种指示，对《自由中国》列出九条罪状和对策：
（一）《自由中国》图谋不轨，颠倒是非，有政治野心。
（二）明确它是思想上的敌人。
（三）《自由中国》的言论与吴国桢的“滥调”如出一辙，是中共的“统战阴谋”。
（四）对于思想上的敌人，以大陆失败为教词，势不两立。
（五）党内和军内刊物，针锋相对，进行批驳。
（六）以口头、耳语、读者投书方式，进行心理上的反击。
（七）暂时不点刊物名字，只攻击“毒素思想”。
（八）要全体党员用心研读。
（九）区分部以上各级党组织商讨具体执行办法。
于1957年1月，蒋氏以《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六十一页的小册子于军中发行，对《自由中国》言论进行“批驳”。蒋氏如此大动干戈，原因很简单，因《自由中国》是一面民主与自由的旗帜，是唤醒台省民众反对专制独裁的号声，也是其实行愚民政策的最大障碍，对此如不加以攻击和批判，蒋氏何能安心和安稳呢？
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批驳和教训之中定下了十项准则。其中心大意是绝对服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不许反对，否则就是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历史，小册子是这样说的：
“国民革命是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亦是中国国民党一手建立的。有中国国民党就有中华民国，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中华民国。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没有中国国民党领导支持，大家能想象吗？所以国与党，党与国两者是不可分的。”
这是说非国民党无人可以治国。中华民国既是由国民党建立的，就必由国民党来领导，国民党和国家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因而国家必由国民党一手包办。但是宪法是仿欧美民主国家宪法而定的，其中有“全国海陆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的规定，怎么办呢？对此，小册子进行了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辩解：“宪法如此规定是不错的。但他忘记了宪法的另一重要规定，即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宪法第一条是开宗明义，为全宪法纲领，亦就是中华民国的立国精神。中国国民党是信仰三民主义的，现在军中设立党部，以三民主义来教育全国陆海空军官兵与宪法规定中华民国立国精神是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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