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又开来一队中学生，也加入砸大使馆的行列。4时20分，愤怒的群众又将使馆人员从地下室拉出来，大加拳脚，后由警方保护脱险。5时，警方看着失去控制，开始以水龙头驱散群众。7时40分，群众又一次冲入美使馆，打毁一切，有人还取去大批密档。
随后，群众又转而进攻台北警察局。这时，蒋介石又慌了手脚，一切报纸立即停止对于刘自然事件的报道，并以严重口气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又撤掉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和警务处长乐干的职务，以泄民忿。至深夜11时，情势始得控制。蒋氏导演的反美示威，至此结束。并派驻美大使董显光向美国政府道歉和答应赔偿损失。
这又是一次鱼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戏剧。但市民的发泄反美情绪，表示民族自尊心和强烈的民族爱、同胞爱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是绝对无可非议的。一个民族，如果麻木不仁，失掉了这种极可宝贵的思想感情，那还有什么希望呢？
蒋介石是借此为个人目的服务，出于为己，非出于爱护老百姓，自然更不是大义凛然。但也可看出，蒋虽依靠美国，也有恨美国的心情。他这个人个性很强，是不甘屈居人下的。前有驱逐史迪威和助杜威竞选之事，今则有此反美大示威的导演。总之，蒋的一生处处表示了他从来不愿受任何人管束！孙中山也并不能真正管束他。正因为如此，他也决不向日本投降。小的、局部的妥协，人民的屈辱他都可以为一己之安荣而接受，但要他受制于人，处于惟惟听命的地位，他也是绝对不干的。
对此事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虽然知道是有幕后操纵，但也无能为力，还是由美国政府出面，进行道歉与赔偿。蒋介石也要作点让步，把蒋经国当替罪羊，只给予“行政院国军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官职，并且不再出面于台前，具体负责率领荣民（退役兵）修建东部的三百四十八公里的横贯公路去了，令其在山中养晦。等待艾森豪威尔下台后，他再起东山。
雷震案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又将临总统任期的第六年。总统六年一选。这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对策。现在蒋虽已七十余岁了，仍精力甚佳，自不甘寂寞；陈诚未死，也必得为儿子小蒋再开道扫路。其实，只要他还有口气，他就不会自动卸职。封建君王们除了李渊、唐明皇等外，有几个自动让位的哩？
为了连选连任，必得制造宪法根据，就如写帝王劝进表一样，总要有此过场才成。于是蒋又策划“国民大会”大法官对宪法进行补充，加上“非常时期总统可以连任”字样。1960年3月，蒋又当选为总统，是为第三次连任。
但是雷震发行的《自由中国》，却书生气十足，事前竟对蒋介石连选连任违宪一事大事反对，并邀集学者讨论和发表文章。如曹德宣写了《拥护蒋总统继续领导而不赞同连任》；傅正写了《护宪乎·毁宪乎》；杨金虎写了《岂容御用大法官滥用解释权》；雷震本人写了《敬向国大代表同仁说几句话》；左舜生写了《我们对毁宪策动者的警告》。一时间，好像台湾上空刮起了民主政风，可以言论自由了。其实蒋介石是看在眼中、恨在心底，岂容民主之风刺激他的独裁之心。只是碍乎政声，一时未便发作。
1959年2月2日，台北法院终于向雷发了传票，要他到地方法院应讯。当然，法院不能以言论自由为理由传讯他，就说有人（陈怀琪）指控告他三个罪：一个为“伪造文书”；一个为“诽谤名誉”；一个为“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第七条”。雷回去后，胡适特别于中央研究院为他举酒压惊。3月25日，又第二次传讯雷震。
陈是一个下级军人，住在外地，他于1959年《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二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军人也赞成反对党》，一篇是《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雷的编缉部不加考虑，就给发表了。结果陈怀琪本人不认帐，并写长函辩驳，要求全函照刊。《自由中国》只给予更正说明，未发全函。陈即到地方法院控告，说雷犯了以上三个罪。有人说这是蒋经国暗中搞的魔术，但无直接资料，也无法证明。
第二次审讯后，台湾开明派如成舍我、胡秋原等，均不以当‘局如此作法为然。胡适更撰写《容忍与自由》一文，对蒋氏父子进行了劝说。蒋见如此，暂时鸣金收兵，欲以此起到对雷的警告作用。但雷仍不“觉悟”，于蒋当选后，仍然发表文章责问蒋介石“如何向历史交待？”
蒋介石终于又下了决心，于1960年9月4日上午9时，将雷震、主编傅正、会计刘子英逮捕入狱。罪状又变了内容，先欲以同狱犯洪国式诬陷雷为“匪谍”，但洪不肯干，并同情雷，还要雷说话要当心。继而威胁利诱刘子英，叫刘自认为“匪谍”，刘写其自白书，始完成任务。当局于10月8日便以《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条，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罪”和“煽动叛乱罪”判雷徒刑十年，剥夺民权七年。刘判十二年，剥夺民权八年。傅正以“攻讦政府”教育三年。
关于“煽动叛乱罪”是在以上“包庇匪谍”基础上，再罗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