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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等到世界大战开始，与美国并肩作战。
第三，是在获得美国的赞助与支援之下，对大陆发动反攻。
他认为除开以上三种方式以外，还有一种反攻的方式，就是我们应该加强对大陆人民的心理作战，和发展游击战争，造成大陆革命的形势，使大陆同胞在精神上、在心理上，消极的、积极的，到处对匪展开战斗。
按照蒋介石的分析，在以上几种反攻方式中，不得到美国的同意单独反攻，是“孤注一掷”的做法，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作此“冒险”；等待世界大战爆发后再行反攻，虽较为有利；但“寄望于渺不可期的世界大战”，未免被动；只有在获得美国的赞助与支援下，实施反攻，方为“策之上者”；至于通过心战，不断扩大中共内部的“危机”，那当然是“里应外合”作战方式的一个有效手段。
为了加强“心战”，蒋介石在1957年“双十节”发表的《文告》中，提出了“反共复国的六条共同行动目标和三项保证”。六大目标是：1，劳动就业自由，废除“奴工”与“集中营”；2，温饱康乐自由，废除合作社、集体农场、粮食配给“暴政”；3，思想研究自由，根绝“洗脑筋”；4，经济生活自由，取消统购统派与公私合营；5，生命安全自由，发扬民族精神，保证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三项保证是：1，凡脱离共军来归官兵一律一视同仁，论功行赏；2，凡参加反共工作的各政治集团、民间组织一律享有平等合法权利；3，凡参加中共组织者，除“元凶”外，一律予以赦免。
蒋介石还异想天开地设立专门机构，来设计反攻“成功”后的大陆“重建”工作。
1951年1月16日成立了“行政院设计委员会”，由“行政院长”陈诚兼任“主任委员”，专司设计反攻大陆后的各项“建设”方案。蒋介石亲自出席了“行政院设计委员会”成立大会，并作训话。他指出：“在反共抗俄的今日，筹划将来建国大业的设计工作，比抗战时期筹划战后复员的工作困难得多。”他要求以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他自己写的《中国之命运》作为“张本”，并指出“设计委员会”工作的重点：“一为收复后一般青年学生如何重新教育，二为经济金融如何稳定，三为粮食土地如何调查改革。”这个隶属于“行政院”的设计委员会，在陈诚的主持下，依据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在以后3年多的时间里，设计出了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各种“复国”方案。
1954年3月，陈诚“当选”为“副总统”，并辞去“行政院长”职。陈诚地位的这一变化，当然使他不好再兼任隶属于“行政院”的“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但是，“反攻复国”的设计重任，又非陈莫属。于是，蒋介石将原“行政院设计委员会”改组为隶属于“总统府”的“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由“副总统”陈诚兼任这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委员由“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和原“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组成，共1883人。7月16日，蒋介石将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聘书，颁发给陈诚。11月1日，蒋介石出席该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指出：“我们一方面要设计光复大陆，一方面不要忘记巩固台湾。这是多年来，我全国军民奉行的最高国策，今后依然是本会的工作重心。”此后，该会每半年开大会一次，“设计”了数以千计的“重建国家”方案。只可惜，这些方案不是建立在和平统一祖国的基点上，而是以“反攻大陆”、推翻人民政权为基点。因此，它们永远只能是纸上谈兵。它们只是“一厢情愿”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行不通的。
台湾蒋氏政权的生存依靠国际环境，其中尤以美国的态度为最重要。蒋介石知道如果美国将他抛弃，他不但“反攻大陆”无望，台湾也将处于危险境地。为了拉美国人“下水”，替他“反攻大陆”“埋单”，极力怂恿美国进攻大陆，挑起世界大战。但美国虽然出于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视，表示愿意对台湾尽“义务”，却并不支持台湾任何意义的“挑衅”，蒋介石虽然拉美国“下了水”，可对于“深水区”，美国是坚决不愿意踏进的。
美国是蒋介石的后台老板。多年来，美国给予蒋介石大量的政治和经济援助，尤其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中，美国更是从全球战略利益考虑，把蒋介石作为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但是，到了解放战争的尾声，美国的对华政策却发生了微妙变化，美国人开始试图从中国的内战中脱身。因为，美国人对中国的局势是清楚的，他们可不愿将政治和经济资本投入到蒋介石政权这艘“沉船”上，美国人要同他拉开距离，等待所谓的“尘埃落定”。
美国人从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到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这一转变经历了一个过程。
抗战结束后，美国人给予国民党大量支持，大约有20亿美元，还将其在太平洋上的过剩军舰，无偿拨给了蒋介石。但使美国人纳闷的是，蒋介石从美国手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美元和先进武器，为什么还不敌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
最后，他们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