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央苏区之第四次“围剿”，到4月29日结束，共经三个多月时间。围剿地区在江西省中、南部和赣省与闽、粤、湘交界处，地区比以往均为广大。蒋介石动用兵力二十九个师，四个旅，空军两个队。中央红军则为三十五个师，又八个团。
先是蒋介石于1932年5月特任何应钦为赣粤闽湘边区“剿总”司令部总司令，广州绥靖主任陈济棠为副总司令。何于5月抵赣，分军队为九路：
第一路以余汉谋为司令官，进攻赣南；第二路以陈诚为司令官，进攻赣西；第三路以李扬敬为司令官，进攻闽南；蔡廷锴为第四路司令官，进攻闽西；第五路司令官为白崇禧，进攻赣南；第六路司令官为朱绍良，进攻南丰地区；第七路司令官为谭道源，进攻赣西北地区；赵观涛为第八路司令官，进攻赣东北地区；第九路司令官为孙连仲，进攻宜黄地区。
1933年春，实行对中央红军第四次“围剿”时，又分编各军为左中右三路军，仍以何应钦为总司令；以贺国光任参谋长。中路军以陈诚任总指挥，辖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一、二、三纵队，共十一个师；左路军蔡廷锴，辖六个师，又一个暂编旅；右路余汉谋，辖六个师又一个独立旅（陈章）。此外总部又直辖五个师，两独旅，空军三、四队。以陈诚中路军为主力军。
蒋之作战构思，是分三路，自闽西、赣中、赣粤边向红军地区黎川进犯，企图一举消灭红军主力于黎川。所用策略和战法是以党政军密切配合，对占领区宣传主义、澄清吏治、修公路、建碉堡、设保甲、编民团，严加防守。具体作战是于赣、粤、闽三省派军扼守要隘，实行封锁，然后各路齐头并进渐次缩小包围圈，围攻红区中心地点。
红军则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战略原则，并以一部于赣东北、赣西牵制和分散蒋军兵力。此为周恩来制订之作战计。
此次战役，共经金谿、南丰、霍源、蛟湖、东陂、乐安、新淦、金羚（前者是在金谿附近）、清流、大田、光泽、遂川、路口、赣江西岸、湘赣边、大庾岭以北诸战斗。蒋未能获胜。
4月末，蒋介石为应付日军进攻长城所引起的更加高涨的抗日浪潮，不得不派中央军抵挡一下，以掩人耳目，就改任何应钦为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蒋介石将长城抗日任务交与何应钦，自己又亲自赴南昌继续指挥“围剿”，并撤销“剿总”，成立南昌行营。命刘峙任北路军总司令，重新部署“围剿”。至此第四次“围剿”结束。
蒋认为第四次“围剿”中，经常追随红军行动，陷于被动，致使中路军受损失重大，士气不振，没有什么成果，承认了第四次“围剿”的失败。又于5月1日，亲自下手令，改变作战策略为：“今后剿匪务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要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
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于1933年5月宣告失败，这正是华北事变和《塘沽协定》签订的时间。
自1933年3月热河失陷后，日寇进攻长城各口，华北危机，国人大哗，纷纷指责蒋介石对外妥协。蒋不得不派其中央军第十七军到古北口对日作战。但因蒋介石不愿为抗战破本钱，一战而败，日寇更咄咄逼人。蒋介石则电令何应钦步步退让，忍辱屈服，对日方的所有要求一一答应。最后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议》、《秦土协定》等。但对中央红军却紧逼不放，进行一次次“围剿”。第四次“围剿”失败后，接着又准备进行第五次“围剿”。
在此外患日深的危机中，蒋介石进行自相残杀的劲头，却更为勇猛。正是兄弟内争，强邻得利，蒋氏岂不知乎？
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作战地区是赣省中部、南部和闽赣、湘赣、浙赣各边区。
蒋介石调动了六十四个师和七个旅、六个团；另有空军十一个队，飞机共一○五架。按每师平均九千人计算，总计约有六十余万人用于此次内战。而蒋之用于上海、长城抗战嫡系军队却仅仅第五军和十七军两个军。
此次“围剿”中，红军反“围剿”力量约十五万人（亦说十二万人）。
这次蒋介石亲自到南昌指挥第五次“围剿”，又特别强调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基本作战原则。同时采用保甲、团练制和废苛捐、惩土劣、整饬吏治、复兴作战区经济诸措施。曾办理生产、消费合作社，也想解决土地问题。但这些政策，并未能真正实行，只是纸上空文。
其次，蒋对其军队又实行思想教育，他叫做心理建设。为此，他处处大讲特讲“安内攘外”、“诚”和“仁义礼智”、“智仁勇”以及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事迹。总计有以下几篇讲话：
《剿匪要实干》、《革命军人的责任是安内与护外》、《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剿匪军官须知》、《军队教育要旨》、《军官自勉之道》、《革命军人成功立业之道》、《革命军人首当崇尚气节》、《剿匪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