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们集会，也不管蒋介石的反对，毅然宣布：“兹应民众及各团体要求，本日决议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在以后的一个星期里，在南昌的许多委员相继到达武汉。武汉方面考虑到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即将在武汉汇齐，即于2月16日举行联席会议，会上决定：“定下星期一（1月21日）开扩大会议，由临时联席会议召集武汉之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共同开会，结束联常会议。”2月21日，扩大联席会议准时召开。会议高度评价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工作，同时宣布联席会议到此结束，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武汉即日正式办公。蒋介石见人心所向，大势已趋，出于无奈，只能表示拥护，并欢迎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都，还发表演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我们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得更快。
至此，蒋介石改都南昌宣告失败，蒋所挑起的迁都之争告一段落。
血染东南，对立下野
蒋介石在作充分准备之后，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国民党右派和新军阀一道大肆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喋血东南，他的南京“中央”在和武汉汪精卫“中央”的争权之中落在下风，蒋介石采用以退为进的手段，通电下野，以待时机。
蒋于3月26日到上海，决心“清党”。但他对报界发表谈话时仍否认他与武汉中央的强烈冲突，并说各领袖间仍和舟共济，无大不合处，国民党也不会分裂。3月28日李宗仁到上海，先见到白崇禧。这时白崇禧的总部已被工人群众包围，白很沮丧，表示要抑制上海工人运动。随后李又见蒋介石，蒋也面色沮丧，并且声音已经嘶哑，还口口声声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李问其原因，他说何应钦要辞职，而且他已无法掌握第一军。这是因为黄埔学生对他反对武汉中央，反对鲍罗廷，又要“清党”的突然反向转变，不知所措，纷纷质问他。他不得不百般辩解，以至声音嘶哑。而且第一军第一师长薛岳和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均有左倾迹象；刘峙第二师内，也军心不稳。总之是军心混乱。这是因为蒋以前的左倾讲话对学生和军队的印象太深了。
这时，蒋又问李宗仁怎么办？李宗仁回答：“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蒋又沮丧地说：“我的第一军靠不住了，怎么清党？”李宗仁则慨然答应以自己的第七军调驻南京附近，监视沪宁线上不稳的部队。同时自告奋勇，为蒋整顿第一军。这时蒋对李、白二人，真是言听计从。毫无疑问，李宗仁对蒋的清党支持和援助，起了重大作用，如没有第七军，蒋的“清党”运动很难顺利进行。
蒋之反共，不但有军人基础，还有上海财界的大力支持，没有钱，蒋同样什么事也干不成的。而张静江与上海财界的关系，又是蒋的天然经济靠山，使他可以得到上海财界的信赖与大力援助。
上海财界支持蒋进行反共，首先借给他200万元。而宋子文以武汉中央政府财长身份在“上海化缘多日”，却毫无所得。最后答应借给他300万元，但仍交蒋介石使用，宋分文未见。宋只好从苏联远东银行借50万元接济武汉。这说明上海财界支持蒋介石，而不支持武汉政府。
汉口中央银行被武汉政府封存后，各地银行又拒绝和武汉政府来往，武汉政府无奈，只好由汉口中央银行大印钞票，结果通货膨胀，武汉经济终于无法支持，而一败涂地。
而以常燕生为代表的一般知识界，也自然害怕传说的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或独裁政治，害怕共产党。
这些都是蒋介石反苏反共的社会基础。
蒋介石有了支持，遂于3月29日和国民党中央监委吴稚晖、蔡元培、张人杰、张继、古应芬、李宗仁等在上海莫利哀路孙中山住宅召开了中央监委预备会议。该会“检举”中共党人假借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有“篡夺”国民党之阴谋。当时立即议决咨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推行“清党”运动，正式文件为“护党救国运动”。
这是蒋介石在武汉中央3月10日三中全会后，作出的第一个反应，也是双方对阵的第一个回合。
29日，蒋下令解散上海工人纠察队和取缔红色工会。
武汉中央也不示弱，便于4月1日，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蒋介石的行动是反革命，请予严惩”议案。并决议免除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这些议案和决议，因系36名中委中之33名所表决，当然完全合法。因此，从4月1日以后，蒋不再是原来国民政府和中央执委会所委任的总司令，已系另一个“总司令”。但蒋拒不交印，并说：“革命责任，不容推诿。”总之不辞职，再也不说他本来不想当总司令的话了。至此，武汉和蒋介石之间，已势必一战。
正是这一天，汪精卫自欧洲回国，抵达上海。吴稚晖、宋子文前去迎接。汪到上海后，对吴稚晖说，他本人也不赞成阶级革命和劳农专政，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很难继续相安无事。但他又说必须尽力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