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说什么“第三国际是领导世界革命的总机关”，并“主张受第三国际的指导”，则知事件以前，蒋决不会对汪公开说出不满俄人和第三国际的话。他在1956年写《苏俄在中国》时，所说“即与第三国际联系，必须定一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和“我们的秘密谈话，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至此我才知道汪、共勾结已深，……”，这些话显系事后附会，在他这样“左”的时候，绝不会对汪表示不信任俄顾问，更不会说出口来。因此，3月20日事件是蒋介石发动的反共政变，是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以其实际军权，对中共党人与国民党左派突然袭击，从而夺取军权和政权。这个目的他完全达到了。
“事件”发生后，蒋不经请示中央和汪精卫，就擅自逮捕李之龙，包围俄顾问寓所和其他中共党人。
3月21日上午，蒋向汪精卫写信解释，但他反复思考，不知写什么好，落不下笔来，遂搁笔作罢。傍晚，就到汪处探病，汪“怒犹未息也”。
此足见汪无内疚故怒气不消。而蒋则又是写信又是探病，足见其心有不安。23日，蒋又假意地自请处分。而张静江则于25日称赞蒋介石是个“天才”！这种称道中，也表露出“三·二○”事件的真实消息。“孙文主义学会”说蒋“功在党国”。
蒋的“三·二○”事件，并未敢进行到底，因为他还离不开苏联的帮助和中共的支持。31日，蒋发烧生了病。4月2日邓演达对蒋说：三月二十日事件，“近于反革命行动”。蒋则说：“他人为之，为反革命，而以总理与余为之则无论何人应认为革命。”
4月14日，蒋解除俄顾问十人聘约。23日，周恩来离开第一军，转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同时有二百多名军队干部（中共党员）也被迫离开第一军。汪精卫则于20日离开国民政府，由谭延闯代理主席。5月，汪赴法国居住。
蒋于4月3日，开始处理党务问题。他在“训勉”广州同志电文中警告说：“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者，……必视其力之所能及，扫除而廓清之。”咄咄逼人。同日下午，与谭延闿、宋子文等人会商对粤局的处理。提出“整军肃党，准期北伐”。但共产党人只是“在革命战线上，仍为联合之友军”，而在军队中则不许共产党人当干部。他说：“我军既以三民主义为主义，惟有以信仰三民主义者为干部，而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分子，应暂退出，以求各军精神之团结。”从此，再不言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或相互为用的事了，开始向右靠拢，但仍不能完全露出右的面孔，还要保持与中共合作局面和反西山会议派态度。4月16日，青年军人联合会自动解散；蒋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军事最高统帅。4月20日，第一军中共党代表即退出一军。同日，孙文主义学会也解散，蒋借此以示公正不倚。4月24日，鲍罗廷回到广州。这时，蒋介石的军人政治局面已经形成，他又是广州卫戍司令。而其他二、三、四、五军，亦均为蒋所掌握，且均不如第一军强大和精锐。因此，鲍罗廷回广州后，只能是与蒋订城下之盟。于是鲍完全答应了蒋的要求。5月15日，蒋主持二届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19日推张人杰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6月1日蒋又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副部长为陈果夫）。5月17日，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所提的《整理党务案》，共八条：
“一，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及批评。
“二，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
“三，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
“四，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的名义召集党务会议。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
“六，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所发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国共联席会议通过。
“七，国民党党员未经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而入共产党者，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
“八，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并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同日蒋又提出，每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当推选主席一人，任期至下届全国代表大会召集为止。此案，于18日通过，以后成为定制。这进一步加强了党中央的个人独裁制。以前是每次开会时，临时推举主席，仍为少数人的集体领导，仍有民主体制存在。此后就大大不同了，从集体领导转向了个人独裁制。
经过这一提案，国民党中央完全由国民党控制起来；然后又把中共党人在国民党各部门中名单交上，则为以后清党准备了条件。中共接受了这八条，据说，这是斯大林的意见。
汪被挤走后，蒋已成为中枢人物，但要得到中央承认，要取得北伐成功，仍离不开苏联和中共的支持，故未敢将政变进行到底，仍表示联俄容共，反对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