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开广西省三代表白崇禧、夏威和赵恒惕（湖南督军）代表叶琪欢迎会，蒋与会致词，这是蒋、白第一次见面。据李宗仁回忆，白等到广州后，见广东统一后气象一新，认为如两广统一，则不难问鼎中原。白即据李宗仁意见，提出两广统一方案，同意将广西军、民、财、教等大政置中央政府统理之下，划一办理。中央也设特别委员会专门办理两广统一之事。2月19日，白电告李宗仁会谈情况。但终因财政和军队改编之事，中央难以明确表态，例如财政统一，中央需对广东进行贴补，中央既难予慨允，又不好不同意，故难于开口。结果自不得要领而返。
3月间，白崇禧再至广东，才解决统一问题。广西改编为一个军，放弃两个军的要求。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参谋长为白崇禧。全军共二十一个团和若干炮、工兵营。但编制与广东苏式“三三制”稍有不同，一个军分成两个路，而不是若干师。
2月7日，蒋和季山嘉谈政局、军队组织问题。话不投机，季氏语多讽刺，认为中国军人尽是贪劣之徒。蒋很不高兴。8日，蒋表示不就任军事总监职。9日呈请辞去军委会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职，愿专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校长两职。11日，蒋决心于“处境困厄”中，“积极进行，冲破难关”，否则，“不能再谈革命”。
这个思想动态很重要，他说明蒋要先发制人。所谓“积极进行，冲破难关”，就是主动发动一种事件，以“冲破难关”。对此只能作如此理解，不可能有别的理解。并且“思索半日，仍主固执道义，贯彻初衷”，毫不动摇。但在公开场合，却又说：“苏俄同事疑忌我，侮弄我，或非其本怀，然亦何为而然，惟有以诚格之。”苏俄顾问为什么与他为难，他未说清楚。照常理，如苏俄已开始疑忌他，则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之职当不会送到他的名下。既然那样信任并委以重任，则私下又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又难以令人相信。这一切，又都是蒋氏一面之词，又是他和俄顾问一、二人之间的事，有谁为证呢？而蒋要主动发动事变之心迹，却已处处表露出来。
当时鲍罗廷作为政治顾问总负责人，威望、影响在广东是很大的。据苏联C·A·达林回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曾三次来华）：“鲍逻廷的住处，真是一个司令部。广州政府的部长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和中国共产党人，都经常到这里来。”“鲍罗廷到广州已经三年了。他在这里作了大量工作，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王凡西在回忆录中也说，在广州“鲍罗廷的声望超过了列宁”。如果苏联顾问们对蒋有疑忌，凭鲍罗廷当时的影响与威望，蒋是不能当选为中央执委和常委的，并可以找借口罢免他军职的（台北黎东方的蒋传也这样认为，见第一章之末）。李宗仁在自己回忆录中也说鲍罗廷威望极高，人们以在鲍公馆一坐为荣。所以说苏顾问主动和蒋为难，又要逮捕蒋介石，是无法令人相信的。
苏联顾问于22日主张北伐从缓。陈独秀办的《向导》周刊，也说北伐时机尚未成熟。23日，李济深任军委会总参谋长。
26日蒋免去拥护汪精卫的第二师师长王懋功职务，并解送上海，使远离广东，这是先剪除汪精卫的手臂，而后发动政变。
3月3日蒋看《革命心理》一书。读后认为“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又认为法国雅各宾党是“残暴专横造成势力，故不可恃耳”。3月5日，蒋看完《革命心理》一书，认为“恐怖与憎恶二者，乃为暴动之动力。感情与神秘之势力，在革命心理学中占一重要地位。而宗教式的信仰，亦为革命心理惟一之要素耳。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
又说：“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处境也。总理与诸先烈在天有灵，其必怜而呵护之，不使我于绝地乎？”6日又看《政治社会史》，自言“自觉历史观念太深，感情作用太多，政治兴趣淡漠，此其所以革命不成也。”15日（3月），蒋认为：“四面皆敌，肘腋生患，陷于重围核心，只有奋斗、决战，死中求生耳。”17日，又对官佐学讲演，特别提出做革命党人要做事极端化，不要站在中间；要极端不要消极。这一切的言论和思想活动，实则都是发动政变前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尤其又于15日提出决战求生的问题，更说明预谋在前，而决不会是共产党突然作乱。其中特别是“恐怖与憎恶是暴动之动力”论，更是“夫子自道”。苏顾问和中共当时并无恐怖可言，也无憎恶之意，倒是蒋自己于这些天来时时疑忌，又表示出孤臣孽子的不安，正是恐怖与憎恶的突出表现。
当然，蒋打击苏联顾问和限制中共的作法，也有群众基础，就是他所说的“顺应众心”。李宗仁说：“那时白崇禧时常往来粤桂间，对蒋校长和黄埔军校的革命作风颇多好评，更增加我对蒋氏的钦佩。到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时，我也不知党中内争底蕴，只觉当时广州有崇俄的风气，一般党人对俄国顾问敬若神明，蒋氏竟敢公然将俄顾问逮捕，遣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