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地区。张宗昌军前敌总指挥施从滨被孙传芳活捉后处决。总之正在酝酿新的混战。
加强地位巩固，广东政治新星
第二次东征告捷之后，蒋介石的声威，可以说如日中天，国民政府各要员，均依为干城。这一切，均为蒋介石进入中央领导岗位铺平了道路。而其言论上的亲苏联共，又使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无法阻止（见前面第一章）。蒋以军功、军权为根基，以言论左倾为掩护，积极活动，迅速地向国民党中央领导层进军。这是蒋为统治全中国而发生的一次跃进（此次战役，东征军阵亡共五百九十七人）。
战后，蒋为轻松一下，便于11月12日上午往游韩山和湘子桥。下午，续读《泰戈尔传》，认为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的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运动的真义。至于列宁，他认为，是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的手段。他说：“一唯心，一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他自己的选择，是唯心主义，是泰戈尔，不是列宁。
当时，在中国思想界或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股反苏思潮。中国青年党党员，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常燕生，就于同一天（11月12日），发表了一篇反苏文章《我反对苏俄的一个最大理由》，刊登在《晨报》副刊上。他说他相信德国社会民主党，不相信苏联的马克思派，不相信列宁。他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指工业发达国家的事。他说：“马克思明明主张工业越发达之国家距社会主义之实现越近；而俄之过激派是乃专门传布其主义于工业落后之国家，即此一点，已可证其非马克思之嫡系了”。
常氏进一步指责苏俄的政治是专制主义的政治，与孙中山的民治主义绝对不合。他说：“现今苏俄之政治，不但非出于全体国民之公意，抑且非出于全体劳农阶级之同意，不过少数共产党专断之政治耳。即此点而论，姑无论其政治领袖之人格如何，政策之是非如何，已为吾侪笃信民治主义之人所绝对不能承认。苏俄共产主义者假共产之名，行专制之实，如中古教皇假宗教之名，行专制之实，其为害相同，人之迷信，不以为非者相同。罗素谓，马克思派为新兴之宗教；诚然。……吾侪渴望自由之人，对于此种宗教式之主义，非反对不可。”
这种思想，在当时知识界颇有市场，玄学家张君劢也与常有同感；蔡元培也如此，他甚至于1927年4月，支持蒋介石组建南京政府。这就是蒋介石反共的社会基础之一。常燕生，只是此种思潮的代表者之一。
蒋介石此时仍然在伪装左派，高唱第三国际的赞歌，比常氏还“进步”。他以后反共，就借用了这种思潮，作为支柱之一。但他掌权后，又实行专制独裁，镇压民主主义者，比北洋军阀还要更甚一层。这就是中国历史大悲剧的主调。
（14日，蒋电请军委会任命程潜为第六军军长。至此，国民革命第六军始组建完成。）
当蒋取得东征胜利之后，军权在握，名声显赫，便开始为最后取得中央主宰地位而筹谋了。首先是舆论方面的准备。主要是抬高自己的身价，宣传自己的功绩；向军校学生和军人灌输他的《大学》之道的封建思想；提出自己的战略理论和策略；继续伪装拥护第三国际，自称左派附和汪精卫的“高调”言论。于是于1925年12月以后，蒋将工作重点置于黄埔学校的训练和教育。
为此，他也阅读《社会进化史》，找点什么资料。12月4日晚上宴请第一、三师长官，即席发表讲话，强调革命军不可沿历来军队的演变旧例，要有发展和改变。次日，又为第三期同学录写序文。强调革命同志的相爱与相亲的《大学》之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革命之道，仁爱之道，亦亲亲之道也。《大学》之道在于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革命之学始于格致诚正，而终于修齐治平。大矣哉！革命之学也。革命之学大学也，革命之道《大学》之道也。不止于至善，不能穷革命之学；不明德亲民，不能明革命之道。”
这一段《大学》之道的宣传，真是把黄埔军校的文科课程变成四书之道的课程了。完全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套。这是在加强忠君爱国的封建礼教的灌输，以便黄埔学生为其所用。下面蒋又进而指出，应以学校为家庭，以同志为手足。这是以军校为家庭而行《大学》之道，以后则可以以国家为家庭而行《大学》之道于全国。他蒋氏就是大封建家长了。这实是以《大学》之道代替三民主义之道。是从思想上为其未来的封建政治作准备工作。至于什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国共合作，不过作为政治口号，大喊一通，为护身符而已；惟有这大学之道，才是他对弟子们的真传。其目的在建立忠于他个人的军事集团，进而排挤国民党元老和中共势力。
其中也又一次提到“五卅惨案之仇未报也，不平等条约之耻未雪也”。也还高喊国共合作，共同奋斗之词（见前面第一章之末），甚至强调国共间精诚团结，以诚相待。
到12月8日，蒋又提出校内共产党员活动均应公开和以诚相待；如有国民党员愿入共产党者应向校党部声明和请准。这实际上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