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真正对手。
然而段祺瑞已“先发制人”了。
他下了通缉令：一是通缉大元帅孙中山；二是通缉非常国会议长吴景廉。吴，奉天宁远州（今辽宁兴城）人，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留学日本，曾任谘议院议员、议长。辛亥后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北京参议院议员、议长和国民党理事、代理事长。1916年他率部分议员南下上海反袁，1917年又率国民党议员抵广东召开非常会议，任议长。但此时广东军政府内部同床异梦，军阀们并不服从孙中山命令，对北军作战计划不得不再行研讨。
又是蒋介石，于10月1日向孙陈上了一个《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建议先以海军为主力，扫除福建、浙江两省北军的势力，而对于进驻有敌军主力的湖南，则采取守势。但这一计划，并未采用；战争的进行，不决定于某一方面的一厢情愿，当时南北交战，主要还是在湖南、四川。
军政府成立不久，滇、桂军阀便开始排挤孙中山。事实上唐、陆一直没有就任元帅职务。就连广东，也是由陆的部队把持着军政大权。（翌年2月，程璧光被陆荣廷、莫荣新派人暗杀了，因为程要求任广东省长，又是一山难容二虎。）
军政府有“府”无“军”，孙中山“命令不能出府门”，几十年革命生涯，孙中山一直重视武力，但“借兵”或“以毒攻毒”，都不是办法，他深感手中无军之苦。于是，他以“援闽”为名，于11月21日从广东省长朱庆澜（朱，浙江绍兴人，早年曾任成都陆军的协统和统制。辛亥后任四川民军副都督、黑龙江民政长、广东省长等职）手里要来了警卫军20营、约8000人，把它改编为直属护法军。
“老年得子”，孙中山非常爱护这支军队，视为最可信赖的武装力量，并委派了重要干部：
陈炯明为总司令。陈，广东海丰人，前清秀才，1909年参加同盟会。民初，两度继胡汉民为广东都督，积极参加了反袁斗争。
邓铿为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字仲元，广东梅县人，清军初级军官。他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积极协助过组织中华革命党。
许崇智为支队司令。许，字汝为。广东番禺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在福建新军中官至协统。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中，一直是南方武装力量的主要干部，中华革命党的核心人物之一。
这支军队的名称当时叫“援闽粤军”，驻扎在闽粤边境的汕头、潮州和梅县一带，担负着讨伐隶属皖系之福建督军李厚基的任务。
1918年3月5日，蒋已在上海“赋闲”约两年之后，应孙中山电召，由上海来到广州。这两年倒也不是蒋逃避斗争、意志消沉，而是当时革命处于低潮，“英雄无用武之地”。15日孙派蒋到汕头担任援粤军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上校衔。
5月9日，援闽粤军开始与北洋军李厚基部在汀江、韩江一带作战。粤军初战告捷，连克武平、下坝、上杭等地。
就在这时，广州政局发生剧变：5月4日，滇、桂军阀以改组军政府名义，取消孙中山大元帅职务。孙极为气愤，这位虔诚的民主革命家发出辞职通电：
……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犹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
政府应“俯首于法律民意之下”，这该是“民主与法治”的精髓吧！孙中山很早就给我们上了一课。
5月20日，“非常国会”在“武人”压力下，选出了7个总裁，即岑春煊、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唐绍仪和林葆怿。孙中山变成七分之一了。21日下午，“此地不留人”，孙关心着他的军队，5月26日到了三河坝（大埔境）。这里是粤军前线。
蒋在这个韩江之滨的乡镇迎接了孙中山。孟夏之夜，“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孙与蒋促膝长谈到谯楼三更，事后，蒋记述了这段往事：回忆当年……世态炎凉，一般党人对革命的轻蔑，对总理之冷淡，真是不忍卒述。
从政的人，最善于及时表扬、宣扬自己；字里行间，表白了只有他才对总理忠贞。革命，也的确有这类情景：高氵朝来了，旌旗波涛翻滚，泥沙俱下，鱼龙共舞，欢呼声不绝于耳；一旦转入低潮，只剩下潺潺流水，浅水龙被困沙滩，连青蛙也不叫了。若干年之后回首往事，喟然叹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朱执信遇难后，孙中山对蒋介石更加器重。1920年10月29日，粤军攻克广州，孙中山致书军中的蒋介石：“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同时孙中山对蒋介石的缺点也给予委婉的批评：“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而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希望他能以革命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