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春秋》、《易》、《礼》的微言大义，一面又在住所设“正一堂”，早晚打座参禅，扶乩念经。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国侵华战争。吴佩孚又有复起的机会。日本帝国主义需要汉奸，需要傀儡来掩人耳目，“共建大东亚共荣圈”。而吴佩孚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何况，吴佩孚既与蒋介石有宿怨，又是坚决反共的先锋，自称“以均产主义来对付共产党所信奉的共产主义，以振兴礼教来扑灭共妻主义”，无疑是日本侵略者选择傀儡的合适人选。
日本侵略者与吴佩孚早有联络，或曾答应助他“武力统一”，或曾同意助他东山再起。“七·七事变”后，吴佩孚与日本人关系深化，联系密切，接触频繁。他一反过去抗日的姿态，多次向日本侵略者表示自己的“抱负”和“坚决反共”的决心，以期取得日本当局的青睐。
1937年底，伪华北临时政府组成，吴佩孚列衔“特高顾问”，每月“车马费”四千元，什锦花园吴寓也一改“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状况。吴佩孚也放出风声：“要是民意让我出来，那我倒是可以考虑的。”
日本人对吴佩孚也确实情有独钟，确定了吴为中央傀儡政府的拥立对象，精心制定了代号“吴佩孚工作”的计划，派出了大迫通贞、川本芳太郎等高级特务负责吴佩孚“出山”，同时又诱唆一批社会渣滓向吴佩孚发出所谓劝进信、拥戴电，促吴“出山”。
吴佩孚倒也不甘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他提出了“出山”条件，就是要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和一个自己的政府。吴的这种态度，使日本侵略者进退两难，于是采取了“霸王硬上弓”的方法。1939年1月，汉奸组织“和平救国委员会”，聘请吴佩孚为“绥靖委员会”委员长。1月31日，按照土肥原布置，在吴佩孚住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欲对吴施加压力，迫其就范。这一天，吴寓军警林立，参加招待会的记者达130余人。之前，军警散发了由土肥原机关拟定好的吴佩孚书面讲话稿，人手一份，中、英、日文字俱备。然而，吴佩孚却抛开日本方面的讲稿，出其不意地发表即席讲话，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要做一个有实权的政府首脑。于是，在吴佩孚“出山”问题上，日、吴之间存在着很大距离。
经过一段时间的会谈，吴佩孚逐渐明白，日本人不过是利用他而已，而自己若一旦上当得到的不仅是“尸位素餐”，而且还有千古罪名，为四万万人所不齿。于是，这位自命“肩担道义安天下”，标榜今生“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以抗倭英雄戚继光同乡而自豪的吴佩孚，终于表明自己的对日态度。
6月7日，吴佩孚给汪精卫复信，指出：“甲午丧师，庚子碟血，迄于九一八事变，隐忍依违，专以不滋事为无上自全之策，敷衍因循，正如溃疡附身，终归一溃！”对于抗日前途是战是和，他信中说：“中国四万万民众，实为主体民意趋归，果以抗战为然，则任何牺牲均可弗计！”而他本人，则将“委质国家，誓与国家生存，同其命运，苟能河山无恙，自计已足。”由此可见，吴佩孚与汪精卫在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上，已有明显的不同。
6月1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汪精卫拟定的《收拾时局具体办法》，指示汪精卫与吴佩孚“折冲”。18日，大迫通贞在北平与吴佩孚再次进行会谈。大迫通贞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汪吴合作”的建议，可是吴佩孚却反复重申了他“出山”后应拥有的权限和地位，要求成为中国之元首，与天皇处于平等的地位，其所任命的各部总长，在进行交涉时，与日本各省大臣平等。在以后的多次会谈中，吴佩孚甚至振振有词地说：“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因所企望，愿意听从。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
就在这个时候，汪精卫秉承其主子意旨，还想积极拉吴佩孚一道“下水”。6月27日，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安排下，趁到北京与华北汉奸头子王克敏会晤，成立伪中央联合政府之时，约请吴佩孚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的官舍会面，商谈“合作问题”。吴佩孚即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该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理由而拒绝前往，后来汪精卫又提出“在顾维钧寓所进行会谈”，吴佩孚又以“在外面晤谈不方便”为词，提出要汪精卫“来敝舍会晤”，摆出威严的姿态，在寓所等待汪前来参见。为此，汪精卫不得不放弃与吴佩孚直接会晤的打算，于7月10日颓丧地乘车南下。
在日本侵略者把主持“和平运动”的重心转向汪精卫后，吴佩孚对汪氏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抨击。9月、10月，汪精卫在主子的指使下，又连续几次发函，邀请吴佩孚参加伪政权，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10月9日，吴佩孚在给汪的复信指出，汪组织政府，在重庆政府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属于非法，若听之任之，“有碍和约之履行，反之则西班牙殷鉴不远，而人民益将不堪其命，国家不幸中之尤不幸矣。”吴佩孚还公开表示：汪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