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这个心理。将军试想他们远来所需的费用及时间,真是谈何容易,做主人的怎好意思不假以辞色,聊充报偿?同时这也是宣扬将军德威于中外各邦的无上妙法,更是来日功成名就之途径,‘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依在下之意,这事不必大惊小怪。”
吴佩孚要是真听了他的,岂非变成了三尺童子,无识匹夫?对付冈野领来相见的日本人,吴佩孚自有应付的妙策,那便是坚壁清野,使他们无缝可钻。譬如,伊丹重雄是奉日本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元帅之派,专程来洛阳晋谒,劝促吴佩孚谋取“中日两国军界之亲善”,并且请他聘用日本军官,训练士卒。这位专使很难应付,敷衍既不可,以当时中国国势积弱,偏又板脸不下,得罪人家不得,因此,吴佩孚便在宴会之上滔滔不绝,大谈其“中国文化优越论”,让伊丹重雄根本得不着开口的机会,翌日一早送客,乃使上原勇作的特使,铩羽而归。
旋不久,日方又派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铃木一马少将重作冯妇,来劝吴佩孚,应允中日军事合作,吴佩孚则改变方式,避而不答,娓娓不休地追述他在保定念军官学校时代的往事,他说起授他“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野外要务令八字真言的恩师,日本教官樱井文雄大尉。吴佩孚感慨系之地对铃木说:
“樱井大尉对我的教诲,终生难忘。但是前年我听说大尉业已病故,其未亡人茕独无依,度其凄凉寂寞晚年,听后令我兴不尽的感慨。我今日幸而得此地位,深感辜负师恩之处多多,很想对樱井师母聊尽报恩之心,铃木少将倘若得便,望能为我转达这区区微忱。”
一席话说得既感伤而又诚挚,与席诸人无不为之感动,但是直到席终人散。吴佩孚对于日方二度提出的问题,仍然只字未谈。
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林久治郎之来,系在民国十二年七月八日,他奉了日本政府的训令,在八日下午两点多钟抵达洛阳使署,一进继光楼,冈野立刻遣人通报,可是副官答说:
“玉帅正在午睡,不便惊扰。”
林久治郎无奈,只好在继光楼坐候,等到吴佩孚午觉睡醒,方获接见,他向吴佩孚当面提出日本政府的正式训令:
“本总领事鉴于贵国各地排日、排斥日货及罢工等事件之连续出现,若任其漫无止境,将来在贵我二国间之邦交上,恐惹起重大事态。故日本兹派本总领事请吴将军以诚意阻遏排日举动,目下北京政府因黎大总统之失位而群龙无首,北洋元老曹巡阅使,虽隐任天下之重,然事实上之枢机,握于吴将军之手,此本总领事所以具陈一切而诉于将军座前。”
吴佩孚又拿出他办外交的那一套,就事论事,快刀斩乱麻,直话直说,决不敷衍推诿,他疾颜厉色,正告林久治郎:
“此次敝国各地所起的排日运动,原由于不满贵国之对华政策,而有此民意的发皇,其曲在于贵国!”
语惊四座,使林久治郎大出意外,瞠目结舌,吴佩孚却故意顿一顿,待在座诸人都看出来林久治郎为之语塞,他方始再往下说:
“近日湖南长沙及其他各地的排日事件。吾人推究其起因,莫不都是贵国凭借强权,压迫敝国民意所引起。贵总领事你还没有开口之前,本人并非不知贵我两国关系之密切,但若论各地方兴未艾的排日事件,本人实无法置喙,因为本人深知这是发扬民族正义的中华民众爱国运动。”
局面之僵,众皆失色,参谋长李倬章怕林久治郎下不了台,酿成意外纠纷,他出来打圆场,请玉帅暂停会见,先休息一下,再示意林久治郎辞出,带他到了外面,才告诉他说:
“请总领事在洛阳多住几天,等我们再向玉帅进言,第二次、第三次会见,或许能使双方的意见有所沟通。”
林久治郎被吴佩孚教训了一顿,任务不能达成,他也是迫于无奈,只好由李倬章陪着,畅游龙门、关帝陵等洛阳名胜。另一方面,由冈野上了一封意见书,备述排日问题妨碍中日邦交,亟应谋求补救之道,以免增加日本少壮军人侵华之口实,使日本政府难以应付,酿成战祸。与此同时,李倬章也在吴玉帅跟前剀切陈词,剖析利害,花了好半天功夫,吴佩孚总算答应了不再使林久治郎难堪,当晚请他在吴公馆便饭。
翌晨,再度接见林久治郎,对付日本的两面外交政策,吴佩孚用一纸具文,应付了事,听从众人的劝告——让林久治郎回口打电报到日本外交部时有个交代,吴佩孚当场叫政务处长白坚武起个电稿,请曹锟虚应故事发一个通电。吴佩孚致曹锟电的电文如次:
现日本驻汉口林总领事来访,面称此次对日外交之愤激民气,到处发生排日货之运动,势之所趋,滔滔而无休止。关于外交问题,理应待中央政府之交涉,不可徒凭民气有碍邦交,况因此而无视彼我通商条约上之规定,更使双方俱蒙不利,请速以钧座名义,说明如上理由,发一通电,以收防止排日之效为祷。
吴佩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