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事问题，以废督裁兵最为重要，此固余（指吴佩孚）数年来的主张，裁兵一事，非真正统一之后，不能完全实行。但豫省以赵倜之乱，已将其部下裁撤九十营，又因此次奉直战争，奉军丧失原驻北京之第十六师及暂编第一师、损失至七八成，此为由战争而收裁兵之实效者。次谈山海关方面之奉直战争谓（五月）十七日已订停战条约，奉军开始撤退，此事系因战事延长，则阻碍交通，中外人民蒙极大之不便，故欲早日实行媾和，而从中尽力之结果。又言对于张作霖之处置，谓以收拾时局之故，姑以不严加究办为方针，倘张氏极力反抗，则决意破坏奉系之根据地。因对豫督赵倜，曾取宽大之处置，故对于张氏仍应取同等之态度。吴氏不就陆长之职，因以尽力于极力裁撤各军为方针，故俟山海关方面战事定局之后，即回洛阳，始终自居军人不干政之原则。”
事实上，国际舆论，也有鉴于此，咸认为处在生死关头民国十一年的中国时局，由于吴佩孚之大获全胜，可能获得转机，五月十日的东京《读卖新闻》上一篇《奉直战后》的社论，即可作为持此论调者的代表：
“吴氏大获全胜，同时复有无上之机会，吴氏处事之道如何即为中国将来祸福之分歧，实吴氏与中国国民今兹正当生死关头。固持武力主义，是为蹈袁段之覆辙者，吴氏此时惟毅然舍弃武力主义，实行民主政治，计应善用战胜之地位及机会，以军人不干政为根本原则，从事军民分治，裁兵废督，树立统一政府，召集国会诸端。因此之故现在无论任何势力，均须并不偏倚，并扫除一切恩怨，使南北各代表参加，从新召集国民会议，讨论上文所云之根本大计，亲自拥护此种国民之运动，则和平统一之大业达其目的，其易将非意料所及。吾人为邻邦中国国民之利益幸福起见，切望吴氏决定意见，选择应行之道焉。”
中华民国十一年六月以后的国运，是否果有一线光明之望呢？君不见，民国十一年六月十一日，黎元洪入京就职，时在他民国六年七月一日被迫下台的四年十一个月之后，那日上午八时整，国会众议两院议长王家襄、吴景濂，国务院代表周自齐、高恩洪、曹锟代表熊炳琦，吴佩孚代表李倬章（字济臣，时任吴佩孚的参谋长）等，准时抵达天津黎府，恭迎黎大总统登车启程，一群故都显要，把面团团如富家翁的黎大总统，簇拥上了专车，当午十一时零五分，抵达北京车站。
京中人士、各界商民悬旗结彩，欢迎如仪，黎大总统一行先到东厂胡同黎氏私邸休息，十一时四十五分再自黎公馆同赴公府怀仁堂，举行“暂行大总统职权”的“就职典礼”。
这夜，黎元洪批第一件公事，任命颜惠庆署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直系当权，北洋第十九任内阁，开出来的阵容，倒也相当的坚强——
总理兼外长颜惠庆
内务总长谭延闽
财政总长董康
陆军总长吴佩孚
海军总长李鼎薪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汤尔和
交通总长高恩洪
农商总长张国淦
但是，这个十九任北洋内阁。尽管阵容堂堂，网罗各方，却苦于人各有志，不可相强。头一位，陆军总长吴佩孚，当黎大总统十二日明令发表内阁人选，他十三日便自保定北上，入京亲贺，同时向黎元洪表明心迹，恳请辞职，他说自从战胜奉张，他立刻便和曹锟呈请罢免三巡阅使，目的即在于昭告天下，自此不再开军人干政之例。如今他一心只想返回洛阳，重整军旅，为国家保持一支武力，“陆军总长”一职，他实在是志不在此，毫无兴趣。黎元洪的答复倒也坦白，他说废督裁兵，势在必行，我正是要借重你吴玉帅的威望，请你担任这个执行废督裁兵的陆军最高长官。于是吴佩孚再三谦谢，他承认废督裁兵原是他的一贯主张，以当时情势而论，只怕他不在其“位”，从旁协助，所收的效果还要大些。
黎元洪甚以为然，吴佩孚确有诚意，他也就不再坚持，内阁名单发表还不到四十八小时，便宣布陆军总长吴佩孚辞职照准。派张绍曾继任。
直皖之役，奉张、直曹打了胜仗便忙不迭地联袂晋京，左右政局，唯独吴佩孚二度获胜，威震华夏，却远远儿地离着北京，仿佛“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他到北京亲贺并辞职，一夜都不肯歇，当天晚上就要回保定。曹锟硬拖住他不让走，一来借此盘桓，商量商量今后的军国大计，二则当时山海关内昌黎一带直奉两军的冲突犹未结束，曹锟还得子玉老弟运筹帷幄，遥遥指挥。十五日北政府下令各省一律停战，吴佩孚命直军批亢捣虚，绕出长城围攻奉军右翼，直到十七日奉军方始央洋人出面议和，跟直军签订了八项和约，直奉大战，于焉宣告正式闭幕。
奉张大败，逃出关外，算是自动放弃了扬威京畿，干预政治的“权益”，同时也被迫让出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地盘，由北政府派王怀庆为热察绥巡阅使，取代奉系。六月二十日，东三省的省议会开联合会，通电赞成东三省统一，举张作霖为保安总司令，孙烈臣副之。七月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