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话虽如此说，李景林却依然诚悫事上，对张作霖忠心耿耿，他在杨柳青守了一天，五月六日下午带两门大炮和本部人马，再退天津正北京奉铁道上的北仓，列阵据守。是夜九时有大批直军乘坐四列火车追来，见了李景林的队伍以为还是投降缴械唯恐不及的奉军，他们先不开火，高声喝令投降！李景林却指挥部众开炮轰击，双方打了一个多钟头，奉军不支，丢下两门大炮便跑。直军急忙赶上，加以包围，李景林部于是半数投降，半数突围而出。降于直军的李景林部坦然自承，他们已一日一夜水米不曾粘牙。这时候有直军高级军官在降卒之中大索李景林，结果是听说李景林早已率领余众，去守军粮城了。
于是到了五月七号早上，直军出动两万人，分乘十四列火车，首尾相衔，声势浩荡，开到军粮城去扫荡奉军残余。李景林毫无惧色，率部力抗，双方伤亡极夥。当时吴佩孚业已抵达天津街，闻讯立即赶往，亲自督部进攻。李景林听说吴玉帅来了，向他的部下指示机宜，然后带几名卫士，悄然逃去。他的部下一直等到估计他走远了，方始竖起白旗，派遣代表，声称愿意全部缴械，但是附有一个条件，李司令的部下决不当俘虏，缴械以后，请求准予全体解散。
吴佩孚对此一请求很感兴趣，他面带微笑地说：所请可予照办，只不过他也有一个附带条件，他要会一会奉军最后一支残军的首领，李司令李景林。
残军代表挺骄傲地笑着，他说：
“李司令早走啦，咱们顶了这么久，就是要让李司令抵达安全地界。怪可惜的，吴大帅你一时见不着咱们司令哩！”
就这一仗，是直奉之战西路的最后一役，他允准奉军，缴械解散，却是从此对李景林有了深刻的印象。
奉军入关，气势如虹，兵马多达五师十好几个旅，为数计达12.5万众，三路之败，战死者两万余人，重伤逃亡一万有余，被直军围截缴械者，更在四万以上，损兵折将，高达六分之五。待张作霖到滦州召集残部，清点人马，余下的只有两万多官兵，编一个师，不是官缺，便是兵少。奉军损失最惨重的，厥在西路，第十六师、第二十五旅和第二混成旅、第一师、第二十八师一部，还有几个混成旅全部缴了械，这几个单位的投降或溃散人数，总计约为3万人，占了出关奉军总数四分之一弱。
二
五月五日，吴佩孚进抵天津，阴助奉系的日本外交官，借外交使节团代表的名义，马上就跑去对他施以警告。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和驻军司令铃木，联袂来访，他们气势汹汹地对吴佩孚说：
“吴将军的部队，对奉军无故启衅，现在都已经开进天津来了。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军队不可以在天津驻扎，我们是代表各国使节团来的，请吴将军现在就下命令，把你的军队统统撤走！”
吴佩孚一听之下，勃然大怒，他猛地站起身来，疾颜厉色地说：
“我打个比方给你们听，譬如邻居上我家拜访，我这做主人的奉之以茶叶，敬之以烟卷，那是我在尽礼数。假使邻居无故糟踏我的庭院，毁泉石，折花木，我身为主人，势必要起而阻止，甚至撵他出去！在主人立场来说这正是非常合理的事。奉直相邻已久，张作霖率兵入关扰乱畿辅之地，我职司所在，当然要举兵驱逐，我按照道理行我所当行者，有何不可？再则，你们说根据《辛丑条约》中国兵不得开入天津，我并非不知，所以我也并不准备在天津久住，不过，我带的有直鲁豫巡阅副使的印绶，我也有文官的身份，天津属于直隶管辖，疆吏有事而来辖境，试问何物《辛丑条约》，可以阻止得了我？”
这番话，语气很硬，却是并非不讲道理，不顾《辛丑条约》，带来的兵，是侍卫疆吏有事而来辖境，小作停留，即将撤走，日本人喊吴佩孚作吴总司令，但是他的巡阅副使，确系文职。吴佩孚用满面怒容，斥责语调，所说的话则依然入情入理，甚且带点商量口吻。他发泄了自己胸中的忿愤，同时也作了适当的解释，这种办外交的方式，使小幡、铃木瞠目结舌，无词以应，只好自找台阶下，颓然地告辞离去。
小幡和铃木方走，法国驻军司令官又来拜访，也是为了直军过天津的事，以《辛丑条约》为词，提出抗议。于是，吴佩孚便照着方才所说过的话，振振有词，复述一遍，使法国司令也知难而退。办完了这两场交涉，他余怒未息，越想越气，对他的幕僚恨恨地说：
“分明都是日本人搞的鬼！不许我们过天津，目的在掩护奉军撤退！我偏不信他们真拦得了我，咱们非打出关外去不可！”
当天恰好有一位美国记者，前来访问，吴佩孚便抓住机会，借题发挥，美国记者问他大军动向，是否就到山海关为止，他断然地答以：
“不，我要打出关外，将张作霖的军队，彻底解决。”
美国记者再试探地问：
“进军东北。倘若引起国际干涉，将军准备如何应付？”
这时候，吴佩孚已经有点冲动，他目光闪闪，反问美国记者：
“你的意思是说国际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