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日，张福来的前锋直抵长辛店和北京西路咽喉要道卢沟桥，遥遥相对，吴佩孚胜券在握，他电令张福来屯兵原地，暂止前进，张福来问他为什么不乘胜直追，吴佩孚的回答很简单：“是非之地，断不可往”，事后北京城里的闹剧连连，丑闻传播久远，证明吴佩孚要第三师“洁身自好，勿堕溷泥”，绝对的正确，而且具有真知灼见。
当天，北京城里人心惶惶，天下大乱，幸有82岁的老将姜桂题，亲率毅军十营，开进北京。姜桂题正告各界，毅军入城，纯粹为了保大总统徐世昌的驾，直皖两系，他可是谁也不帮，严守中立。姜老将派三营队伍，担任总统府的警卫，另外七营，则会同北京军警，将北京十三座城门一律关闭，免得散兵游勇，入城骚扰。有了姜桂题此一敏捷行动，断然举措，北京秩序赖以安定。于是，徐世昌下午派出两位代表，一位去慰问段祺瑞，允许保障他生命财产的安全，另一位则派往保定，向曹锟和吴佩孚接洽：“如今恭喜二位大获全胜，如何处理善后，尚祈惠示高见”？
曹锟回答这要看子玉的意见如何，吴佩孚说：
“头一步，应该惩办直皖之战的罪魁祸首，请大总统早下通缉令，以免卖国的奸臣逃之夭夭！”
这话不错。只是，吴玉帅指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于是吴佩孚便开出了一纸黑名单，榜上有名者，共达十人。他算是顾全段祺瑞的老脸，讲些北洋系的义气，让老段名落孙山，当时开的第一批通缉名单是为：徐树铮、曾毓隽（交长）、段芝贵、丁士源（京汉铁路局长、航空事务处长），朱深（司法总长）、王郅隆（为安福系贩运江苏食米，月获暴利四五十万元）、梁鸿志（安福国会临时参议院秘书长）、姚震（大理院院长）、李思浩（财长）、姚国桢（姚震之弟，交通部次长）。
消息一出，徐世昌那边还没来得及发表命令，匆匆赶到天津的张作霖，抢先采取行动，他派遣奉军宪兵开进北平，分别查抄安福祸首的家产。此一工作由宪兵队长袁得亮主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抄了西安门大街梁鸿志，羊肉胡同丁士源、南池子曾毓隽，北池子徐树铮等人的家，以及边业银行。被奉军藉没的，徐树铮动产100余万，不动产30余万。李思浩动产800余万，不动产200余万。丁士源动产150余万，不动产80余万。曾毓隽动产300余万，不动产30万。朱深动产500余万，不动产30余万。吴炳湘动产200余万，不动产400余万。其中动产系指现金、钞票，不动产则为股票和房地产。此外，光是吴光新家里搜出的印度公班鸦片烟土，价值即在30万元以上。
多一半的安福祸首倾家荡产，人财两空，却也有见机而作，趁火打劫，又发了战乱财的，如：丁士源在京绥路局，卷拐公币1000万；李思浩带走了财政部的存款400万元；交通部当日共有公款350万大洋，结果部长曾毓隽分了300万，次长姚国桢到手50万。他们离部的时候，又将所有账目全部烧毁，历年亏空2000万元的巨款，从此无账可稽。安福胡同安福俱乐部中存有60万元公款，也由高级人员一扫而光。
民国九年左右，中人之家，每月有个二三十元的开销，便过得挺舒服了，安福系人，出卖国家，贪赃枉法，他们几年的搜刮，所得动辄百万千万，听了实在令人咋舌！“悖入悖出”，当他们一旦垮台，家产查抄，身畔剩下的钱，又在逃难时期，被外国人多方敲诈，大笔的花。六国饭店给他们住了两三天，每日房价收入，恒在七千余元。等他们一进东交民巷，东洋斧头更是接二连三地向他们砍来。
当时，英、美、法三国，对于吴佩孚非常敬重，虽然吴佩孚“道不同不相与谋”，但是他们每每向吴暗送秋波，吴佩孚要求惩办安福祸首，各国公使团便为之举行会议，讨论可否收容安福要人问题。会场上，英、美、法三国异口同声，认为徐树铮等人扰乱京畿，贻害中外人民，不应照国事犯例，加以保护。日本和意大利，则别有用心，因而扬言反对。接着，英、美、法公使便发表通告，知会本国人民，一律不准容留中国男子，如果已经容留者，亦应严限即日迁出。
这么一来，安福要人便只有日、意使馆好走，他们决定往投日方，为了进入东交民巷路上的安全，纷纷化装为日本人，一时成衣店中的和服，大涨其价，尤且供不应求。财政总长李思浩得了和服独缺一双木屐板，邻家有人前来兜售，说他千万家财原是搜刮得来，如今既要逃命，这双木屐便索价两万，李思浩情急无奈，只好照付。又有一位会动脑筋的日商，向十大罪魁献计，他愿意代办必可乱真的各色假面具，让他们改头换面，逃入东交民巷，或竟逃出北京，一问价钱，要300万。此外更有一位日人来兜生意，使他们趁日军换防，化装日本兵，离开京城，不过价格更惊人了，他要每一个人付500万，十大罪魁，共需5000万元之巨。
十大祸首逃进了日本使馆，寻觅空屋，分别安顿。起先是要缴纳巨额房租，后来又被强索保护费。保护费按各人身家和当时经济情况，自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祸首们骇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