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希望，内战威胁，廓扫一空。
徐世昌先委派冯国璋的外甥，直系大将、江苏督军李纯为北方和议主持人，和议磋商从民国八年元月开始，一直进行到二月，方始在上海正式开会，但是才开了几次会议，又告中止。那是因为南北双方停战已久，和议已不太令人重视，而当时又有一个新的外交刺激传来国内，使怒潮澎湃般的民族觉醒运动，从此展开。
民国六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国原曾参加协约国方面，宣告对德奥开战。七年十一月大战结束，八年一月举行巴黎和会，我国派代表团前往参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竟由巴黎和会擅作主张，允许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种种权利，消息传来，举国大哗，吴佩孚这位山东老乡，益为愤慨，他顿即发出通电，痛斥巴黎和会的荒谬决议，并且明白揭露，此一国耻事件的来由，是段祺瑞和日本人所签订的卖国条件有以致之，所以，他主张取消段祺瑞承诺了的中日密约，有以正本清源、彻底解决。
接下来，五月四日，愤怒的北京学生，群起反对北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游行示威，殴击签订卖国条约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风潮扩大，酿成罢工、罢课、罢市的全国性的运动。
朝野人士的目光转移到外交方面，南北和议渐行搁浅，但是吴佩孚却深感和议不成，终将影响抗御外侮的国防大计。六月二十五日，他又跟桂军总司令谭浩明、湘军谭延闿、赵恒惕等，以醍醐灌顶之势，再发通电，力陈外侮日亟，和议亟应早日订定。他的通电发出两日后，北京的各人民团体便派遣代表，求见徐世昌，呈递请愿书，提出三项要求：（一）山东问题不保留，中国决不签字于和约。（二）废除高徐、顺济两路草约。（三）立即恢复南北和会。这三项要求可谓无一不是吴佩孚的主张。徐世昌接见过了诸代表，退而语人：
“吴子玉一言一行，可以动天下之视听，天南地北，到处呼应，他的种种意见，我们倒是必须注意留心。”
由此可知，民国八年以后的吴佩孚，已经是四方瞩目，中外注视的人物，其个人声望与地位，远超过他的职务与兵权之上。所以，当民国八年九月十五日，徐世昌却不过段祺瑞、徐树铮的压力，改派安福系的幕后主持人政客王揖唐为南北议和总代表，吴佩孚便提出王揖唐的人格问题，发表通电，愤愤然地直斥王揖唐人格不能与西南护法之旨相容，严词反对。次日，湖南方面的谭延闽立起响应，发布通电和吴佩孚持同一主张，使北洋政府大为尴尬，进退两难，所谓的和议，再度因之搁浅。直皖两系衔恨之深，遂而到了水火不能相容，势必付之一战而决雌雄，有直无皖的地步。
“中央”与地方意见分歧，扦格不入，其影响在渐渐地扩大，各省自治“独立”的论调甚嚣尘上，尤且自然而然地演成分崩离析，群雄竞起的分裂局面。民国八年七月，国学大师章太炎，首创联省自治之说，用意在于消弭内战，免致亡国灭种的惨剧演出，各省首长，未尝不晓得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果若成功，将是民国成立后的一大悲剧。可是，北洋政府的所作所为，太令人失望了，但为北洋武力鞭长莫及的地方，谁愿意再奉北政府的正朔？于是，七月份湖南谭延闽首先主张湖南自治，并且迅即开始筹备，创制所谓的“省宪”；十一月，云南的唐继尧宣布自治继之；十二月，四川诸将领也公开宣称；四川自治独立，徐世昌政府，处于直皖两系的两大之间，无可用之兵，无可用之人，只好坐看西南半壁河山，又成立了三个独立的“小王国”。
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冯国璋病逝于北京，只活了六十二岁。直系首脑死了，而段、徐等皖系人物且莫欢喜，因为继冯而掌握直系的新首领是曹锟。曹三爷表面上忠厚随和，其实更不是一个好相与的，何况他有吴佩孚这一股坚强的力量作为后盾。谊同一体的曹仲帅和吴玉帅。一南一北，遥相呼应，要比冯国璋在世的时候，越加灵活。曹的意见，吴决无异议，吴的主张，曹惟有绝对赞成。这两个人虽然相隔数千里，却竟似合而为一，使皖系所受的压力，变本加厉，越来越加沉重。直皖大战的不旋踵而爆发，冯死，反而成为主要的因素。
还有一层，段祺端枉为“北洋三杰”之一，他竟猜不透徐世昌的心理。他只知道徐世昌自己便是天津人，当他担任东三省总督，第三镇驻防东北，曹锟、吴佩孚都是他的部属，因此自然而然的和直系比较接近，殊不知徐世昌和袁世凯沆瀣一气，他也希望中华民国在他的权力之下统一，只是这个统一工作必须由团结一致的北洋系加以完成。简言之，徐世昌倒是一个“大北洋主义者”，他的惟一心愿为北洋团结，直皖两系消除畛域之见，集合在他的大旗之下。
因此，他痛恨在冯、曹、吴和段、徐之间的兴风作浪、挑拨离间者。他认为这些野心分子一除，直皖两系必将分而复合，解除敌对状态。在徐世昌心目中的祸水有二：其一是袁世凯以前的特务头子，当过陕西督军的炳威将军陆建章。他本来是安徽人，属于皖系，但是他痛恨段系人物袒护陈树藩，夺了他的陕西督军职，并且唆使乱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