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段的处境，非常狼狈，段祺瑞此刻仅存的武器，只剩了徐树铮一手组成的新国会，亦即所谓的“安福国会”。旧国会是段祺瑞解散的，新国会则专为民国七年九月的总统改选而产生。徐树铮利用“包办政党”大大有名的安徽合肥人王揖唐，先成立安福俱乐部于北京安福胡同，然后从他代领的奉军军饷550万元中，挪用300万，派人分赴各省，以威胁利诱的手段，选出所谓的“安福议员”，组成“安福国会”。当安福俱乐部成立之日，即曾有人赠之以联曰：
安者危之基，
福兮祸所倚。
皖直之争，冯国璋由于吴佩孚的忠心耿耿，全力支持，终使段、徐临阵失机，赔了洋钱且折兵，“武力统一”，又成了南柯一梦。不听号令的吴佩孚，痛恨段祺瑞、徐树铮卖国，频频成立亲日借款，又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八月二十一日，他在衡阳发表了一通举国人士为之喝彩的通电，呼吁国内息争御侮，希望文官不贪污卖国，武将不争夺地盘，他自己则公开提出四大自律声明：今生今世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
此一通电发表，不但揭开皖系军阀的虚伪面具，而且，使六月五日在广州成立的军政府政务院威胁全部解除，声势为之一壮。六月三十日，政务院主席岑春煊便打电报给吴佩孚，表示绝对赞成他促进和平的主张。
军事方面，变生肘腋，一败涂地，段祺瑞和徐树铮极不甘心，为了作最后的挣扎，并且对冯国璋施以报复，他们原想利用可以一手操纵的“安福国会”，选段祺瑞当总统，张作霖任副总统。但是张作霖临时“查”出了徐树铮代他领的奉军军费550万元，用在奉军的只有180余万元，当下不由大怒，下条子撤了他“奉军副司令”的差，同时扬言非跟小徐算账不可。这“意外”之举使段祺瑞大为震惊，他立命徐树铮前往谢罪，承认在短时期里归还挪用的巨款。
有此意外，段、张合作之局无法进行谈判，冯国璋则把握机会，制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通电战。以前线将领吴佩孚当先锋，他自己上演大轴子好戏，民国七年八月，吴佩孚一再地通电主和，那洋洋洒洒，理直气壮的文章，传诵遐迩，无异揭发段、徐的罪状，其中名句，如：“戍防湘南，为期半载，罢战言和，南北一家，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家喻户晓，有口皆碑，骂得段、徐三尸暴跳，五内如焚，却拿他毫无办法。九月四日大选之期已近，冯国璋粉墨登场，通电全国，说明段主战而他主和的经过，将国民痛忌的战罪往段祺瑞身上一推，叫各议员拿点良心出来，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和平统一，以副约法精神之所在”者，担任中华民国第六任大总统。
吴佩孚专揭段祺瑞的疮疤，冯国璋则暴露他的狰狞面目。段祺瑞腹背受敌，自知难容国人的公论，于是，他宣称与冯国璋同时下野，改弦易辙，另行部署。他指示安福俱乐部，选举徐世昌为第六任大总统。
袁世凯的老朋友，老搭档，跟北洋直皖两系关系密切的徐东海（世昌），当年64岁了，息影津门，历时数年，民国七年九月四日，突然朵云天降，当选了大总统。他心中虽然异常振奋，但是军阀干政的恶例早已开了，黎元洪当年的进退维谷便是榜样，冯国璋有兵有钱，依旧被段祺瑞搅得七荤八素，晕头转向。他这个一无凭恃的大总统怎么当？确实大有问题。因此，起先他犹疑徘徊，自鸣谦让，迟迟地不肯入京，后来禁不住冯国璋、段祺瑞一再促驾，全国18行省除了广东岑春煊等，几乎一致表示拥护。于是，他亮出“息事宁人”“和平止战”的政见，十月十日上午十时，就了第六届大总统的职。
徐世昌上台，段祺瑞和冯国璋退居幕后，表面上看来，在国人恶战的心理下，直皖之争已告终止，实际则暗潮起伏，双方都在暗中积极部署。段祺瑞运用他的安福俱乐部，想以“太上政府”自居，他保留“参战督办”的名义，仍然大举外债，叫徐树铮编练“边防军”，冯国璋则竭力巩固长江各督军的权位，并且尽量拉拢徐世昌——徐世昌不愿做段祺瑞的傀儡，他跟皖系越来越疏远，与直系则一个劲儿拉近乎。
以破竹之势底定三湘的是吴佩孚，勒兵衡阳倡呼息争御侮的也是吴佩孚。吴佩孚挂“孚威将军”的头衔，带北洋第三师一支部队，但是他却由于有为有守，颂声载道，“言人所皆欲言”，“谏人所不敢谏”，处处以全国民意为先，遂而使他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国家有事，吴佩孚的一纸通电，其主张必定风行全国，其意见不能不受北政府重视。这在民国史上来说，确为一大奇迹。
譬如，徐世昌民国七年十月十日就职，吴佩孚旋即发表举行南北和议的主张，十月二十二日，广东军政府宣布休战，二十四日，徐世昌也下令尊重和平意见。十二月十八日，北京举行“全国和平联合会”，吴佩孚通电极力促成，于是，广东军政府政务总裁岑春煊，竟然直接打电报给“徐菊人先生”，建议双方派定全权代表，在上海租界举行和议，而徐大总统接电以后，也立即复电表示欣然同意。一时，全国各地都充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