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岳州，第三师师部驻地和长江上游总司令部所在。他的职位是副官长，相当得高。职务却是打杂，亦即副官、马弁、卫士的头儿。无论是谁当上了这个官，除了在主帅面前抽马拉线，剩下来的工作便是给自己搞钱。但是吴佩孚当副官长又跟别人不一样，他生来勤劳俭朴，一团正气，他一心都在国家民族，一心都在夙志和事业。因此，他爱管闲事，但凡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只要是他看不上眼，见着了，晓得了，都得插手要管。今天揭发这一个团的夫子不足，明天指斥某一位部队长官贪污中饱。北洋军中，一贯的作风是上下交征利，尽量饱私囊，有地皮，刮地皮，没地皮，刮自己。师旅团营连排长，除非想要扩充武力，另有企图，天下乌鸦一般黑，不吃空缺不冒领粮秣弹药的。可能要千中挑一！在这种情形之下，像第三镇副官长吴佩孚如此地认真，如此地挑剔，就连曹锟本人也是憋了一肚皮气。
人人都在想着升官发财，惟独第三师的吴副官长是在升官找茬。他整天不断地整顿这，整顿那，检举张三，纠正李四，闹得第三师上上下下，天怒人怨，个个嫌他，他却始终板起一张公事面孔，谁的人情也不领，谁的面子也不卖。不知道有多少次，吴佩孚公事公办，把事情闹僵，险险乎叫曹锟下不了台。曹仲珊气急了，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大嚷大叫：
“吴佩孚这小子干什么不好？干嘛要上第三师吃粮当差？没的把咱逼急了，请他自己卷铺盖。”
第三师各色人等，都把吴副官长看成了喉间刺，眼中钉，吴佩孚在第三师的地位岌岌可危。于是，易卦，贞下起元，他竟驳极而复，否极泰来，居然在无意之间遇见了贵人，一位素以识人著称的大好人，曾有“屠户”之称的湖南督军汤芗铭。
汤芗铭，字铸新，此公得天独厚，出道尤早，只是在国民革命史上却是大糟其糕。这位中国首任众议院院长汤化龙的四弟，是湖北蕲水的世家子。他在逊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便留学法国，参加同盟会，可后来他竟因畏惧而反悔，乘国父孙中山先生外出，用小刀子割破他的皮包，窃得同盟会员名册，誓愿书和往返函牍，将之送赴清廷驻法国公使，亦即吴佩孚在开平武备学堂时的老校长孙宝琦处告密，借以邀功。同时他更向孙宝琦免冠叩首谢罪。幸好孙宝琦深明大义，同情革命，他不愿因此而兴大狱，把旅欧革命人士的誓愿书，全部发还本人，由于这一件事，使旅欧人士对于汤芗铭的为人，极为不齿。
宣统三年（1909年）汤芗铭回国，担任逊清海军提督萨镇冰的参谋，后来他归顺革命军，在鄂军都督府任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官。民国元年元月，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成立，黄克强（兴）推荐他为海军部次长。但是到了民国二年，他又摇身一变，投身袁世凯的帐下，靠他哥哥汤化龙在当众议院院长，得为进步党的要角，另加一层，他能调度得了海军的江巡部队。因此，当二次革命爆发，湖南宣布独立，旋不久因为北洋军大举南下，安徽、江西先后失陷，一概沦为北洋系的地盘。坐镇武汉的湖北都督黎元洪，更甘为老袁的爪牙，搜杀国民党，压迫独立省份，湖南都督谭延闽迫于强兵压境，于八月十二日取消独立，由黎元洪担任“调人”，“请”他上北京，被老袁褫夺陆军上将衔，“以示薄惩”。九月十七日，袁世凯命汤芗铭率领楚有、楚同等四艘浅水军舰，驶赴岳阳，十月七日到达长沙，把谭闿“请”到北京去，就在这一天，袁世凯发表了他的新职——汤芗铭安然坐上湖南督军的宝座。
然而，汤芗铭单凭那四条小兵舰，干不了那个等于在北洋系最前线的湖南督军，因此，袁世凯才派曹锟为长江上游总司令，驻扎岳阳，算是替汤芗铭保镖。同时也是他应付南方革命势力的前锋部队。再加上派任伍祥祯为岳州镇守使，伍祥祯带了他的北洋军第三十九混成旅来，这一个师和一个混成旅，控制了湖南的北部。湘南、湘西，则另有湘军驻守。
汤芗铭新附袁世凯，便升堂人室，成了他的心腹，一举酬以“湖南都督”的要职。他感激涕零，于是知恩图报，觇知袁世凯畏惧国民党，图趁戢止二次革命，将北洋势力推展到长江流域的大好时机，将国民党人士一网打尽，斩草芟根。因此，汤芗铭便专从捕杀国民党上面做功夫，他用素有“活阎罗”之称的华世羲为军法科长，从湖北召来大批侦探。这般人每天出入茶楼酒肆，混迹大街小巷，一天到晚地忙着抓人、杀人，凡是沾上了点嫌疑，抓去不经审问，一概杀掉。汤芗铭在湖南各地，偶语弃市，滥杀无辜，前后总共杀了一万人以上，把一个革命策源地之一的三湘，闹成了黑暗恐怖的世界。湖南人将汤芗铭恨之人骨，所以给他上了一个“屠户”的尊号。
三
驻扎在湖南的北洋军，几乎人人都与湖南人为敌，军民之间，普遍存在着重大的隔阂和憎恨，惟独第三师副官长吴佩孚，非但不以为然，而且认为北洋军的残暴不仁，无异自速其祸，得着机会，他便向曹锟进言，屠杀不是办法，恐怖非为手段。曹锟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仁民爱物”的思想，于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吴佩孚几度愤欲离职，却又舍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