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共才花了几十两银子，带着母亲、妻子和兄弟，在沈阳住栈房、吃饭馆、逛大街、上戏院，然后上大绸缎庄买匹头，办皮货，里里外外，全部换过——吴老太太他们来时只有几只柳条箱，几个铺盖卷，离开沈阳上火车，新制的箱笼行李堆在月台上，够有一人高。
到了长春，早有张福来带着本营的营长夫子，排起队来在月台上迎接，那么些威风凛凛的军官，围着蓬莱来的吴老太太，老太太长，老太太短，喊得多么的亲热。上了蓝呢官轿，进了杨家大院，一看那宅子，一看那摆设，一看赵家三口那么样地热烈欢迎，吴老太太直在嘴里念叨，苦尽甘来，这一辈子真没白活。
吴佩孚的同事、部下，一批批地来道贺，给老太太她们接风、洗尘，大宴小叙，竟无虚夕。凡是吴佩孚的朋友，全晓得他最孝顺，讨好巴结他的老太太，比送他什么都更感激。
一连许多天的应酬往还过了，生活渐趋正常，吴佩孚有一匹马，他一早骑着去黑嘴子督练队伍，黄昏时分才蹄声得得地归来。有了自己的家，精神十分愉快，只不过，家居的日子一久，他开始察觉老太太和他的妻子之间，慢慢地在滋生矛盾。
吴佩孚的原配李氏夫人很美，而且相当贤慧，不过却有一桩，她是她母亲的独生女儿，母女相依为命，李老太太对她溺爱备至，难免有点娇生惯养。她跟吴佩孚结婚，对于吴佩孚本人，倒是衷心敬服，无话可说，惟独她的婆婆，吴老太太历尽千辛万苦，抚养儿子长大，在蓬莱刚结婚的时候，李氏心里已经暗暗在嫌夫家窄门浅户，没有她娘家的气派，再加上吴佩孚虽然每月都有可观的银两寄来，但是老太太是吃过苦头来的，把儿子寄回家的银两，看得比性命还重，即令有够花的钱，家里始终粗茶淡饭，荆钗布裙。自己都当了官太太，用几文零用还得向婆婆伸手，新嫁媳妇有什么委屈嘴上不说，一股脑儿闷在肚子里头。在娘家她母亲把她当作心肝宝贝，进了夫家什么好处都没有，还得听婆婆的支使，缝缝补补，亲操井臼，所以越住下去她越难忍耐，不多久便回娘家掇促她妈，以自己独居寂寥为词，将她女儿接回李家庄去住。
因此当吴佩孚婚后离家的那两年半里，李氏一直都住在娘家。吴佩孚以为自己娶了媳妇，可以代他尽事亲定省之责。其实呢，婆媳俩根本就是南辕北辙，归里包堆，何曾同住过好些天？
李氏无拘无束，在自己娘家住着，好不容易熬到吴佩孚捎来了信，叫全家搬去长春同住。当时她倒是挺高兴，夫妻团圆，远道儿上关外去开开眼界，再说，吴佩孚是统带，自己便是统带太太。李氏大家出身，很懂做官太太的滋味，那年她才27岁，年轻貌美的官太太，夫婿学验俱丰，前程无限。凡此，在她的人生历程上，都是最光彩，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当然，这便是她一生中的一大高氵朝。
抵达沈阳，瞧见吴佩孚风采依昔，倍增威武，心中又是一喜，她曾不知几千百遍地想过，见到丈夫，应该怎样向他诉说她在蓬莱受的委屈。当夜，她又觉得不该一见面就谈这些，扫了丈夫的兴，于是想着过些时再说也罢，反正机会多着呢。谁想，就由于这一迟疑，她失去了倾诉的机会，而且，造成她自己莫大的悲剧。
到沈阳的第二天，李氏便又开始暗地里生气，吴佩孚是个孝子，事无巨细，一概惟母命是从。除此以外，整个家庭也要以母亲为中心，他有意造成他母亲绝对的权威，他手头所有的钱，以及往后所发的饷，原封不动地交给老太太，老太太坚持省吃俭用，勤劳刻苦，家里除了杂兵，不许雇人，吴佩孚也要李氏洗手作羹汤，做出一日三餐。刚到沈阳一时高兴，买了几件绸缎皮毛衣裳，李氏跟隔壁赵太太一样，当作居家便服，老太太一见却立刻皱起了眉，嘟囔着糟踏浪费，李氏横一横心对丈夫说了，吴佩孚的反应是：
“这么吧，你明天做两套布衣服，专在家里穿。”
更让李氏愤懑不平的是，往先在蓬莱，自己要用两文零钱，得向老太太伸手。如今呢，丈夫是堂堂正正的大清统带官，一个月赚四百两，连他要用银两，也得像小孩子似的跟老太太要！
偏又有个张佩兰，同在一座屋顶下住，20来岁年轻貌美的大姑娘，没许人家，却跟吴家母子越来越近乎。
张佩兰本来是从自己家里搬来陪姐姐的，早先，每逢赵尊贤出门，赵太太便孤零零的一个人守整幢屋子。不久吴家搬来合住，她却已经在杨家大院住惯了，并没有意思往回搬。她仍旧住在东耳房，和吴佩孚夫妇住的西耳房，仅仅一院之隔，遥遥相对。
她又是个很早死了母亲的，杨家大院里，三个男子汉——赵尊贤、吴佩孚、吴文孚，每天都要出门。剩下四位娘儿们，吴家婆媳合不来，无话可谈，赵太太要忙家务事，就剩吴老太太跟张佩兰合得拢，又得闲，再加上吴老太太开口闭口就是二姑娘跟俺有缘。于是乎，张佩兰一大清早起了床，盥洗用餐，便忙不迭地往西正房吴老太太那儿请安，一老一小，在一块儿，兴致特别地高，一聊，往往从早到晚，聊个没完。
吴统带公馆有两位常客，那便是吴佩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