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百多万的军费，要拿出三分之一来行贿，钱从何来？迫不得已，就只有浮报名额，中饱开支，吃空缺，揩油！新军一营，按照袁世凯定的营制，864名兵，该设282名长夫（饷三两）、22名伙夫（饷三两五）、96名护勇（工食钱五两五）、12名书识（薪水七两）、24名号兵（饷五两五）、文案委员12人（薪水二十二两），加它一加，杂兵达448人之多，超过了兵丁之半。要这些杂兵，其作用正在于“有名无实，侵吞缺饷”，于是，北洋军中有个惯例：不设夫役，倘有必要，临时拉老百姓的差，早先军队拉夫的恶劣风气，便是这样开的。至于采办军械配备的上下其手、贪污舞弊，那更成了公开的秘密。
第二桩大弊病，是出自袁世凯的野心。民国五年袁世凯阴谋窃国，洪宪称帝，他的准备工作，早就从小站练兵的时期开了头。正因为他的野心太大，所以袁世凯用人就必须采取小圈圈主义，他的高级将领，不是一手提拔的门生，如王、段、冯，便是家里的马弁奴才，譬如吴凤陵是他奶妈的儿子，往后做到湖北督军的王占元还是冯国璋的挑水夫，再呢就是行伍出身，乖顺听话，昏庸无能，易于驾驭的干部，如曹锟、张怀芝、段芝贵等。
用这样的干部，好处只有一个，无论如何靠得住。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横征暴敛，鱼肉人民，一手拿把大刀，一手拎只钱袋，骑在老百姓头上，十恶不赦，横行无忌。但是他们一到袁世凯的跟前，立刻便俯首帖耳，逆来顺受，被他们的主子呼来叱去，连只狗都不如，此即所谓北洋马弁将领。
像吴佩孚这样的人，一脸孔的道貌岸然，满肚皮的仁义道德，开口便要引经据典，行事尤且严明方正，再加上他那一脑子的国家民族思想，抗夷御侮主张，叫他处在那些当差的、挑水的、卖布的、推车的杂七杂八队伍里面，当然是难免扦格不入，双方都看不顺眼。这才是吴佩孚在北洋系中，蹭蹬十多年，大器晚成，一直要到民国七八年，方始崭露头角的最大原因。
二
进北洋第三镇，头一位上司，便是日后的死敌段祺瑞。段祺瑞的肖像，曾经出现在银元上面，大陆上人习于喊镌袁世凯像的银元“袁大头”，镌段像的则称之为“小头”。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跟李鸿章同乡，生于逊清同治四年（1865年），比吴佩孚大九岁。
他爸爸叫段从周，起先在清军里当哨官（排长），后来升到了管带（营长），手里积了几个钱，家道倒还过得去。段祺瑞七岁启蒙，他不爱读书，成天只是捻枪舞棒，玩官兵捉强盗，或者行兵布阵打仗的游戏。光绪十年（1884年），段祺瑞19岁，上天津考取了李鸿章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学炮科，三年后毕业，被派到旅顺监修炮台；光绪十四年，李鸿章送他和满人荫昌出国，进德国军校，同时在克虏伯枪炮厂实习造炮。光绪十六年归来，当过北洋军械局委员，讲武堂教习，旋又加入袁世凯的武卫右军，荣任炮营管带。他和王士珍、冯国璋，一直是同学、同事。
小站练兵，他升任参谋处总办，当时，军旅之编组与训练，他负的责任较多，也就因为这一层关系，往后北洋系的人物，不是他的学生，便是他的部下。袁世凯对他特别器重，非常信任，段祺瑞因而成了北洋系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领袖。
吴佩孚和段祺瑞第一次见面，双方印象不佳。段祺瑞个性倔强，好大喜功，而且刚愎自用，区区一名上尉，根本不会看在眼里。吴佩孚更是心高气傲，不喜钻营，段祺瑞叫他仍支原饷，等着候差，他也就不声不响，每天准时上班，准时退公。候差员没事可干，吴佩孚正好利用机会，埋头读书，中外兵法，他都潜心研究。日俄战争时期，他在做情报工作，当时所见所闻的日军作战方略，战事经过，他曾每天摘记于小日记簿中，这时他便拿出来加以整理，并且用以与我国战术，详予比较，一概做了详细的札记。
段祺瑞叫他闲着候差，他偏忙着学习，当时第三镇里，都认为吴佩孚是一怪，他没事干，尽上班，见人不理不睬，只顾忙他自己的。于是段祺瑞也开始暗暗地在注意他，而且越来越觉得这个人志行纯正，刻苦向学，尤其是那份持之以恒的敬事精神，非常难得。这年十月，第三镇扩充编制，出了一个统带的缺，段祺瑞便将吴佩孚升了一级，派他去当少校营长，当时他的职衔是步兵第十一标第一营三等中级官统带。
谢委以后，欢天喜地去接事，当了统带，每个月可支一百五十两银子的薪水，三百两银子的公费。这个待遇，太优厚了，省吃俭用点儿，都够在蓬莱老家买一幢挺像样的房子啦。
除此以外，又有一喜，那便是一到营里，就结识了一位好朋友。此人姓张名福来，字子衡，就在吴佩孚的营里当队官。张福来是行伍出身的，对于吴佩孚一肚子的学问，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吴佩孚惟命是听，必恭必敬，吴佩孚也以张福来为得力的助手，忠实的干部，旋不久，他们便换过兰帖，拜了把子，两人结为异姓兄弟。
徐世昌，字菊人，号东海，直隶天津人氏，生于咸丰五年（1855年），世家出身。他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