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耀武扬威，疯狂叫嚣，口口声声的：
“逮住聂士成呀！杀了聂士成呀！”
为首的一批人，挥舞大刀，直奔聂士成的马前，正是千钧一发，危急万分之际，武卫军都端起了枪来，只听得聂士成高声地喊：
“不许开枪，他们要的是我，我走了就没事！”
可怜，这位名噪一时的淮军宿将，就怕又开罪了义和团，快马加鞭，抛开队伍掉头就逃。他在前面跑，义和团拔步紧追，幸亏马跑得快，提督衙门距离不远，他一马驰入督署大门，命戈什哈将大门紧紧关上。然而追来的“拳匪”，越聚越多，他们竟敢将提督衙门团团围住，一连多时，使得内外交通为之断绝。
头一天在极度混乱之中度过，第二天中午，郭绪栋邀吴佩孚一同到他家里，好好儿地吃喝一顿，算是庆祝去打了这么一场乱七八糟，闹得人人晕头转向的仗。两人刚刚走到营房门口，荷枪实弹的卫兵把他俩一拦，摇着头说：
“二位别出去啦，外头且乱着呢！”
“乱？”郭绪栋一耸肩膀说：“能乱到俺们当兵的头上？”
“偏乱在咱们头上，”卫兵一声苦笑，“郭师爷，您还不知道哇？咱们武卫左军跟义和团开了仗，结了怨啦！天津啸聚了两万多义和团呢，他们见着武卫左军，绑起来就杀！今儿一早，就出了好几码子事啦！”
吴、郭二人一听，愣住了，郭绪栋将信将疑地问：
“照你这么说，俺们是真的出不去了？”
“可不是？”卫兵正色地说：“提督有命令，各级官兵一律严禁外出。”
出不了营门，哥儿俩又回头，路上，郭绪栋因为不能回家，心乱如麻，自言自语地说：
“一辈子没听过这种稀罕事儿！当兵的怕老百姓，扛枪杆的怕拿大刀的！”
“都是聂军门昨天那一逃跑闹出来的，”吴佩孚憾然地说：“‘拳匪’把带着队伍的提督都吓跑了，他们当然敢绑敢杀武卫军！横竖晓得俺们不会开枪抵抗的嘛？”
“聂军门不跑又怎么办？”郭绪栋叹口气说：“他还能再叫俺们跟义和团打一仗？打死了他们，皇太后岂不又要下旨斥责了？”
吴佩孚焦躁地一顿脚说：
“再这么闹下去怎办？杀俺们中国队伍没人问账，把洋人杀了那许多，平白无故的，洋人岂肯罢休？你看嘛，这一回准要闹到天下大乱。”
“怎么个乱法？”郭绪栋挺关切地问。
“眼见洋人就要联合起来。兴师问罪，到那时候，义和团的符咒有个屁用！俺们在落垡埋的那些个尸首便是明证。早先北京仗着城池高大。牢不可破，如今洋人有的是穿山大炮，你看，从天津到北京，有哪一点险要可守？”
“这么说，”郭绪栋压低了声音再问：“洋人会攻打北京？”
“攻心为上，”吴佩孚浩然长叹，“洋人的队伍，只要把北京占了，他们就可以不战而屈我全国之兵。然后，赔款哪，割地呀，尽着把条件开吧，朝廷断乎没有讲价的余地。”
这便是庚子八国联军之役的开端，吴佩孚当时的判断，一点也没有走样。驻天津的武卫左军，共有五千余人，但这五千多人竟被“拳匪”围困在营房里面，寸步难移，他们一见武卫左军便杀，而武卫左军自聂士成以下，没有一个人敢于倡言反抗。武卫军的统帅荣禄，恐怕武卫左军受的委屈太大，“人急吊梁，狗急跳墙”，担心他们会因激生变，他写信给聂士成，中间便有一段这么说：
“贵军的服装很像洋人，所以义和团人常因误会而生事。义和团民志在报国，你们可否让着点儿？”
这封信一到，反而激起了聂士成的一腔热血，他再也忍不住了，写回信时，不禁慷慨陈词：
“‘拳匪’害民，而且必定贻祸国家，我身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剿，那是有污职守！如果因为剿匪，上峰要杀我的头，我也认了！”
荣禄接信以后，十万火急的把聂士成一军调到杨村。
光绪二十六年5月25日，清廷诏告天下，向“洋人”宣战。6月17日，八国组成联军，纷纷开抵大沽口，应战的八国军队，计有法军一万五千六、德军二万二千五、英军二万、俄军一万七千余、日军二万二，美军五千八、意军二千、奥军四五百，合计约为十万人弱，以德将瓦德西为统帅。
洋兵真的来了，“拳匪”鼓勇迎击，在不长眼睛的枪炮子弹轰击之下，“拳匪”一批一批的徒手送死。于是那些被愚弄了的百姓，如梦初醒，抛下他们手里的武器，拔足飞奔，四散溃逃，使清廷宣战上谕中的“义民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全部成为画饼。接下来所演变的事实，是为我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剧。
驻防在杨村的一段时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武卫左军的官兵，人人都知道快要跟洋兵打仗了，由于当时聂士成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他下令全军一律武装备战，护勇、长夫，统统编为临时部队。吴佩孚在登州水师营干过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