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胜过须眉男子。过了两天，李志清果然把小蒋请到黄宅来。老头子自然退居二线，一切由她安排，由她接待。
小蒋在席间一再表示“打虎”的决心，向陪在左边的李志清打听上海交易所内投机倒把的情况。
李志清的养子黄起予是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李本人又是后台老板，对交易所的事一清二楚，但是她却回答说：
“交易所是杜家爷叔拿总的，具体事都由他的三公子维屏少爷亲手管理。我的儿子想申请个执照当经纪人，要花十根大条子。后来向杜家爷叔再三求情，还是花了五根大条子，他才答应的。”
“唔，唔！”小蒋不表示什么意见，但他听进去了。
陪坐在右边的黄金荣听了十分开心，他赞赏媳妇这一状告得妙，在诉苦中随意一击，不落痕迹。
蒋经国回到督导专署，布置亲信暗中调查杜维屏的投机倒把情况。
杜维屏仗着父亲的来头，在上海滩一向吃得开，平常搞点投机倒把，对他来说，根本不算回事。
但是，蒋经国却在杜维屏的身上找到了问题。就在最近这几天，他在交易所外面抛售了永安纱厂股票八百多股。于是，蒋经国便以“连续非法交易，进行投机倒把”的罪名，把杜维屏与另外两人逮捕了。
杜月笙的儿子被捕后，杜公馆上下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手下人都纷纷出谋献策，要给蒋经国一点颜色看看。杜月笙不愧为久经沙场的“沪上闻人”，表面上他不动声色，暗地里却积极活动，一方面差使小喽罗抢购东西，制造混乱，一方面通过分布在四面八方的徒子徒孙，搜集蒋氏姻亲在上海囤积居奇的材料。
反击的机会终于来了。9月下旬的一天，蒋经国召集各业巨头开会。蒋经国一番开场白后，杜月笙慢慢地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
“我儿子违反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严，我完全同意蒋副专员逮捕他，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请蒋副专员去扬子公司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货物在上海滩是最多的，现在，已有人守在那里。蒋副专员若不方便，各位同仁和记者先生们，可随杜某去开开眼界！”
说完，他率先离席而去，有一些事先与他约好的工商人士及记者也随之而去。蒋经国原就想办孔令侃，但因宋美龄阻挡，只好放下。如今杜月笙“逼”他这么做，他除了“敲”孔令侃一下，已别无选择了。
10月1日，在经济警察搜出了扬子公司仓库的大批囤积货物后，蒋经国下令查封了这家公司。对于蒋经国这一手，孔令侃自有对付的办法，他一个电话，把“状”告到了小姨妈宋美龄那里。宋美龄听完电话，二话不说，直飞上海。
在孔宅里，宋美龄把蒋经国叫来。可是，尽管她从中斡旋，双方谁也不愿退一步。
闹到最后，孔令侃冷不丁冒出一句话：“逼急了，狗也要跳墙的。如果我走投无路，就向新闻界公布你们蒋家在美国的资产，大家同归于尽！”
宋美龄听了这句话，急出一身冷汗，“令侃，不可造次！”
当天，她立即给正在北面督战的蒋介石拍了份加急电报，要他立刻南下，处理这件紧急大事。
10月8日，蒋介石赶到上海，听了宋美龄的叙述以后，他不由地叹口气：“我来和他谈谈吧。”
第二天清早，当蒋介石和蒋经国共进早餐时，蒋介石对儿子说：“‘扬子’一案不要再管了。”“为什么？”蒋经国问道。
蒋介石摆摆手，“和为贵，和为贵！”
蒋介石这番话虽然使蒋孔两家的一场干戈就此平息，却也使蒋经国三个月呕心沥血的“打虎”运动成果化为灰烬。
1948年11月1日，蒋经国怏怏不快地离开上海，“打老虎”就这么结束。
再说杜维屏，所具的罪名不过是场外交易，无论蒋经国如何想扩大，也判不了死刑。因为当时比杜维屏严重的人实在太多了，便只好将他送到法院去，勉强判了八个月徒刑。杜不服，请了几个律师上诉，拖延到11月间，法院只好改判六个月，并准以罚款了事。
黄金荣虽有几分得意，但这还是大少奶奶的功劳。他无论如何，在上海滩上再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了，现在他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惊惶中末日到来
出于种种考虑，黄金荣选择了留在解放后的上海，人民政府本着治病救人、宽大为怀的宗旨，仍对黄金荣给予了足够的宽待和自由，但深知罪行深重的过气大亨仍在惊恐中死去。
上海解放前夕，局势异常混乱。何去何从？黄金荣心里十分矛盾。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国共两方面都在尽力争取帮会人物，其中主要对象是黄金荣和杜月笙。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性进攻战役，突破长江天险合围并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在这样时局转变之时，杜月笙也在权衡利弊，而黄炎培、杨虎、陈铭枢等曾动员杜月笙靠向人民阵营。共产党方面有潘汉年等与他保持联系，上海解放前一个多月，张澜也去拜访过杜